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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走，母親便囁嚅著說：“那‘資訊員’不是李咪娃嗎？怎麼他又送起信來啦？”
父親瞪一眼母親說：“那李咪娃叫郵遞員，他叫資訊員。兩碼子事，你說到哪裡去了！”
這資訊員顯然是新名詞，我也不太明白，就問父親。父親說：“就是探子，經濟探子。就像你們城裡人說的‘包打聽’。他說得文雅了，什麼經濟資訊員！”
母親“啊”了一聲，像回憶起什麼，隨後忙改口說：“他家出這種人！”
父親又瞪母親一眼，說：“出這種人，有啥不好？我看是兩代英豪！”
父親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屠生的父親叫屠國舉，五短身材，酒糟鼻子，鑲有金牙。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他常到街上的衛生院去治病，藥費都是全免的。那是因為他對革命有功，當過川陝紅軍的偵察員，年長的人就叫他探子。徐向前總指揮還在巴中縣的恩陽河聽過他的偵察情況彙報。他講他如何裝扮成瞎子，在順慶一帶偵察敵情，摸清了楊森一個師的兵力部署，為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提供了重要情報。他在另一次化裝偵察中被敵人捉住，五花大綁押到了我們鎮上，捆在一棵大柏樹上，任敵人拳打腳踢，他也不承認他是紅軍的探子。最後，那個現場審問他的連長，看實在問不出什麼名堂來，才喊放了他。他也從此與紅軍失去了聯絡。解放後，當地政府考慮到他的這一貢獻，每月給他20元錢的生活補助費，藥費也全免。困難時期，屠國舉餓得掏地老鼠吃，有時還偷喝從醫院裡領出來的“葡萄糖注*”，結果死於“水腫病”。
探子屠生（2）
屠生這一職業，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大年初二一早，我就把他請到家裡來，熱茶泡起，“紅塔山”擺起，聽他講探子的故事。
開初，他總是笑扯扯地說：“沒啥講頭！”我卻正南八北地說：“屠生，你別小看你這職業，很有意思呢！你想，你父親當年給紅軍當探子，那是為了窮人的翻身解放，所以共產黨坐江山後，才給他那麼優厚的報酬。今天，你又子承父業，做了經濟資訊員，給咱家鄉人民當探子，這不是明擺著，要為家鄉脫貧致富作貢獻嘛！”
他還是笑扯扯地說：“我沒得那麼高的覺悟。”
我又說：“你父親那年，往鎮上大柏樹上五花大綁一捆，家鄉人民才知道他為革命作了貢獻。你知道我在部隊是搞宣傳的，你現在輕輕鬆鬆講幾個故事，我把它寫成文章，傳揚出去，說不定縣上、省上哪個掌火的人物，知道你也像你父親那樣是革命的探子，比‘亨特兒’還高明，又為家鄉的經濟發展立了功業，今後，沒準也讓你享受一定的待遇呢！”
他又是笑扯扯地說：“我倒不圖這些。”
兩個小時過去了，一包“紅塔山”快抽完了，他就是不說。看來“不動重刑他不招”了，我就故意把臉一沉說：“屠生，咱們醜話說在前頭，你不說也好，那我就問其他村民去。你知道農村人口雜，他們要是說些不負責的話，使我寫出的文章影響了你的形象，那就別怪我啦！”
屠生是顧名節的人，經我這麼一“嚇唬”，乖了。他眨巴眨巴眼睛說：“那我就講幾件事嘛！”
“老同學，你知道，咱們農村窮，安不起電話。辦啥事不像你們城裡，撥幾個‘洋碼子’，幾聲‘喂，喂，喂’、‘嗯，嗯，嗯’，事情大半就成了。”
“可農村窮，並不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就少不了流通領域。這流通領域——你知道，資訊很重要。可咱這偏僻的山區，隔山如隔世，與城裡往來更少，這資訊又如何流通起來？就只得靠腳板搽油，去跑！”
“這陣子，你們城裡豬肉多少錢一斤？”探子突然不失本色地問了我一句。
“五六塊吧！”
“對了，咱們這一帶，現在毛豬才兩塊多錢一斤，還賣不出去。你說，要是城裡有人來拉上幾車，到城裡殺了賣，那有多大賺頭。還有，肥豬一長到了三四百斤，你就是給它吃人參、燕窩，它也不長了。因此，農民一旦豬喂肥了，又出不了欄，喂起來就心寒。我也就是這麼被‘逼上梁山’的……”
屠生抖掉一截菸灰後說：1992年春天，他家３頭肥豬長得像３頭小牛犢。過年前，他就在鄉里生豬收購站排起隊，人家這月推下月，下月又推下月，月月都不收。他又提起兩瓶“沱牌大麴”吆著豬兒去。酒是收了，豬還是不收。收購員亮開嗓門對他講：“屠生，不是我們跟你過不去，你想想，一場殺一頭豬，肉還賣不完。運到城裡去，倒有人爭著買，可那汽車又沒得。你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