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多慈與徐悲鴻愛情畫傳

第4部分 (第2/4頁)

啊，想看什麼書，自己來就行了，老拖著你爸幹什麼？”

孫多慈後來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讀到了郁達夫的《茫茫夜》，讀著讀著，就有一種困惑，作家筆下的安慶“城”，怎麼一下子變得遙遠而陌生了？就產生了瘋狂的或“痴”或“醉”的想法：沿著作家的描寫，去實地考察她生活的這座城市。

初冬一個暖洋洋的週日上午，將《創造》季刊夾在腋下，孫多慈就由大南門走出城外。

太陽懸在遠處的江面上，泛著一些白色。在招商局碼頭附近，孫多慈翻著《茫茫夜》，認真地一家家尋找，她想看看到底哪家旅館，是小說中主人公質夫夜間兩三點鐘乘船抵達安慶後，住的“一家同十八世紀的英國鄉下的旅舍似的旅館”。小說中，質夫第二天一早“就坐了一乘人力車上學校裡去。沿了長江，過了一條店家還未起來的冷清的小街，質夫的人力車就折向北去”。從方向上判斷，因為是“折向北”，那這條“冷清的小街”只能是東城口街。於是孫多慈也順著新修的沿江馬路走了過去。果然就感受到了小說中描寫的景緻：“車並著了一道城外的溝渠，在一條長堤上慢慢前進……”轉臉東望，“以濃藍的天空作了背景的一座白色的寶塔，把半規初出的太陽遮在那裡。”而換一個方向，路的西邊，“是一道古城，城外環繞的長溝，遠近只有些起伏重疊的低岡和幾排鵝黃疏淡的楊柳點綴在那裡。”孫多慈十分興奮。

沿著書中說的“一條長堤”往北去，路是順著護城河蜿蜒的，不寬，勉強能行兩三輛黃包車。護城河西是高高的城牆，遠遠能看見“孤立在那裡的一排電杆的電線”。孫多慈看著就有些發呆，眼中的畫面，或者前世，或者來生，非常熟悉，似乎早印在心中。多少年後，她在南京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讀書，才知道這實際是幅不用任何修飾就非常完美的油畫構圖。

徐悲鴻眼中的純潔少女孫多慈。

再往前，就是主人公質夫任教的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了。此時學校正以全省契稅收入七十二萬元為基金，籌辦安徽大學。因為父親孫傳瑗也參加了學校的籌辦工作，還帶自己到學校來過兩次，因此孫多慈對這一帶比較熟。順著護城河堤向西，還是圍著老城牆繞行，大概半個小時吧，就看到北門外的吊橋了。過吊橋，走北城口街，進集賢門，繞城走了大半天，這才又回到了城內。《茫茫夜》中，質夫本是想到城內去的，但“在城內又無熟人，又沒有法子弄得到一張出城券”，所以就放棄了進城的念頭。想到這個細節時，孫多慈正走在北門內正大街上，當時就生出一種後怕，如果天晚了，我也進不了城，那該怎麼辦？但看到沿街商鋪紅紅綠綠的招牌，聞到從沿街飯店飄出的油香氣，她的心又變得輕鬆了。這才是她能夠真實感受並能坦然行於其中的“城”啊！

三、　家有變故（3）

孫多慈之所以一生都喜愛這座江濱小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這一次繞“城”而行得來的印象。中年之後，每每和兒女憶及，言語中還淡淡有一種甜蜜。過了知天命之年，獨自在臺北的畫室，秋風四起，寒露漸生，童年關於“城”的印象，也時不時會浮到眼前來。

變故起於1929年的初秋。

變故之前，沒有任何徵兆。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圍著桌子在吃飯。孫多慈說她下午放學回來晚一點，要和同學李家應去華中電影院看一場電影。父親當時停住筷子，望著她，溫和地問：“哦？什麼電影？又是哪位明星主演的？”

那一階段，父親特別忙，很少看到他在家裡呆。孫多慈有些氣，就硬硬地說：“你現在政務纏身，哪還有時間看電影！說了你也不會知道的，王漢倫的《女伶復仇記》，聽說過嗎？”

孫傳瑗“呵呵”笑了，“說別人可能不知道，王漢倫我卻十分熟悉，小時候我還抱過她呢。她的父親彭名保，光緒年間是日新蠶桑公司經理，東門外的那一片桑園，都是他們公司種植的。她的真名叫彭琴士，字劍青。後來從藝，自己把名字改了，叫王漢倫。”又說，“彭名保早年任安慶電報局會辦時，在黃甲山，還設計發明了一部電話機呢！”

孫多慈一雙眼睛睜得多大。“不會吧？王漢倫是安慶人！她可是了不起，《女伶復仇記》是她自己出錢拍的，導演請的是卜萬蒼，高佔非、費柏清、陸品娟、蔡楚生等演員，都在裡面扮演角色。我們同學都說好看死了，特別慘！”

“去吧，去吧。記著早點回來！”孫傳瑗話語中，充滿對女兒的愛意。

確如女兒所說，1929年夏秋的孫傳瑗，不僅忙，而且忙得不可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