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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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善良和順”來概括。既如此,女兒就有從中插一槓子的嫌疑了,即使完全是徐悲鴻的錯,那麼徐悲鴻的情感道德,也應該受到譴責。
孫傳瑗把這種印象從傅厚崗6號帶了回去,又把這種印象說與孫多慈聽了,他知道孫多慈會反對,搶先一步,把話給明挑開來,“你是國立中央大學畢業的高材生,又是一代大家徐悲鴻的高徒,何必為這段感情敗壞自己名聲?從小到大,爸爸什麼事都依著你,這次你就依爸爸一回,如何?”見孫多慈不說話,他上前摟住她的臂膀,道:“放棄這段感情吧,乖女兒,你還年輕,前面的路還很長,你會找到屬於你的另一半的,你會幸福的。相信爸爸,我風風雨雨走過半個世紀了,什麼樣的慘烈,什麼樣的風光,什麼樣的貧窮,什麼樣的富貴沒有經歷過?退一步海闊天空,真的!”
孫多慈嘴動了動,但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她實在太愛自己的父親了,她沒有理由拒絕父親的一切。
關於孫傳瑗的來訪,蔣碧微後來在她的回憶錄中說:“席間徐先生談笑風生,只有他一個人最興奮。一直鬧到夜闌人靜,盛宴已散,我送走了客人,回到樓上,心裡有說不出的悲哀,滿腹積鬱,又增加了新的創傷,於是我走向樓外的陽臺,坐在欄杆上暗自落淚。這時我聽見徐先生正在樓上樓下到處找我,大概他也感到自己今天的神情表現一定會使我傷心。一會兒,他發現了我,很快地向我走來,他看見我在流淚,默然無語,輕輕地將我扶下欄杆,攙我走回房間。”不知道這記述是不是真實反映了她的內心,但從效果上看,這場晚宴的真正勝者,其實就是蔣碧微她自己。
嚴格地說,孫傳瑗南京之行,是大中套小,小中有大的一個局。孫傳瑗和徐悲鴻夫婦,既是參與者,又是佈局者。孫傳瑗是政界老手,經歷過大場面,也處理過小問題。再複雜再尖銳的矛盾,對於他,都只是小菜一碟,全能迎刃而解。正因為如此,他充滿自信,認為自己是這個局中最明白的人;徐悲鴻充其量是個情緒化的藝術家,他能看到的,永遠只是表象。他以為他能夠以他的真誠感動未來的老丈人,卻不知道恰恰相反,他的一舉一動,都在政客孫傳瑗為他設計好的大局中。相比之下,孫傳瑗又實在文弱了些,他的那一套,在官場上可能應對自如,處理家庭糾紛問題,處理個人情感問題,根本沒有效果。而蔣碧微正是利用他的這種自信,誘使他一步一步落入自己的套中。三個人為的都是孫多慈,但孫多慈毫不知情,她只是這個大局中,任人宰割的一隻小白兔。
“面貌似為吾前生身之冤仇”,徐悲鴻對孫傳瑗認識,也許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吧。
十六、 出國未果(1)
十六、 出國未果
蔣碧微意識到與徐悲鴻的婚姻有巨大危機,是得知徐悲鴻正在為孫多慈爭取庚款出國留學機會之後。憑一個女人的敏感和直覺,她知道,當一個男人不惜一切代價為一個女人去奔波的時候,他的感情如同賭注,已經全部押在這個女人身上了。而現在,這個男人就是自己的丈夫徐悲鴻,而這個女人,卻不是他的妻子蔣碧微。
徐悲鴻確實是這樣想的,徐悲鴻也一直暗暗在這樣做。
1935年秋,徐悲鴻歐洲歸來,歡迎儀式後,與學生合影。前排左起:胡士鈞、屈義林、呂斯百、顧瞭然、孫多慈(女)、陳子佛、潘玉良(女)、徐悲鴻、金友文(女)、吳鴻翔(女),後排左起為施世珍、趙峻山、問德寧、楊贊楠、張倩英(女)、周希傑、吳敖生、黎月華(女)、楊柳、錢壽全(女)、夏同光。
1935年初,春節之後,徐悲鴻去上海,在與舒新城交談中,聊到了孫多慈,舒新城用手指沾水,在桌上寫了個“出”字。徐悲鴻馬上會意。回到南京後,他採取兩條線互動互補的方法,一方面,調動所有關係,努力疏通中比庚款管理委員會高層,希望能爭取一個庚款留學名額,放在國立中央大學,放在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放在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專修科應屆畢業生孫多慈身上。另一方面,立即著手整理孫多慈的畫稿,準備儘快出版《孫多慈描集》,以趕在比利時庚款基金會決定留學名額之前,送到中比雙方委員的手中。“弟雖已接洽,不如示以實物堅其信念也。”後來與舒新城的通訊中,他再三提到出版《孫多慈描集》的重要性。
徐悲鴻所說的“接洽”,主要是指他在法國留學老友謝壽康。1930年,謝壽康出任中國駐比利時公使館代辦。當年,徐悲鴻就是透過他,爭取到中比庚款留學名額,讓吳作人有機會進入比利時王家美術學院白思天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