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多慈與徐悲鴻愛情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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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後來在日記裡說：“此種男女問題，在藝人間本是常事，蓋藝人以感情為生活，若不浪漫，則其作品無生命，師生間真成情侶，亦不算什麼，不過在中國說是麻煩。”他又認為，“徐與孫實在談不到戀愛，不過因孫之才學超群而特別維護之，社會不諒，家庭不諒，日日相煎，結果恐非走入戀愛之道不可也。”

此時的舒新城，完全是局外人的旁觀態度，事不關己，自然說得輕鬆。但沒有保持多長時間，6月24日，南京發來一封信函，就擾亂了他的這種“輕鬆”。寄信地址是傅厚崗6號，寄信人自然是蔣碧微。信拿到手，舒新城就有一種不祥預感，拆開信，果然，在蔣碧微的眼中，他的身份變了，在徐孫之戀中，由旁觀者轉換為牽線人。“午前得徐夫人蔣碧微一函，破口大罵……”當天他在日記中這樣記述。

蔣碧微來信內容共四條，語氣由淺入深，一步一個變化。其中第一條帶有“命令”口吻，說孫多慈出畫集，是中華書局和作者之間的公事，中間有什麼具體事務，應該與孫多慈直接交涉，不應該把徐悲鴻牽涉進來；第二條有所加強，用的已經是“指責”語氣，說徐悲鴻近來為孫多慈出畫集之事，引起社會各種流言蜚語，“名譽掃地”，“道德破產”，家庭也處於崩潰邊緣。而這一切，都是因為舒新城在中間“宣揚牽引”。言下之意，如果不是舒新城的中介作用，徐悲鴻也不會在道德泥淖中，越陷越深。並說舒新城的這種行為，“實屬無聊已極”；第三條幹脆採用“譏諷”的語調，說舒新城有家有室，卻公開與劉濟群同居，置傳統道德於不顧，也缺乏或男人或丈夫應有的責任。徐悲鴻雖然有品格缺失之處，但他還不至於效仿你這種下三流的做法；最後，她在信中表現出一種“強悍”的色彩，說自己雖身為女性，但並沒有女人的懦弱，也絕不會聽從命運，任人遺棄。最後她強調，說自己和徐悲鴻的婚姻是有基礎的，不會因為暫時的波波折折而分開。舒新城在中間的挑撥，不會起到任何作用。寫到激動處，她甚至用了“枉費心機”這樣的字眼。

十五、　蔣碧微：我容不了她（2）

面對這封充滿火藥味的來信，舒新城恨得咬牙切齒。他認為此時的蔣碧微，“真所謂瘋狗”，並以“悍拓”來加強他的這種感覺。他在日記裡說：“我與孫多慈初不相識，因其為悲鴻得意門生，五年前在南京由其介紹始見一面，此後從無交涉，直至本年，悲鴻以孫之畫集出版事相委，於四月間由其送稿來又見一面。此後因稿件關係，有所通訊，概為公函。某次孫因悲鴻在京受汙甚苦，且自訴苦，悲鴻復請去函相慰，乃復一函，鼓勵其努力於藝術。其他無有也。關於孫之畫集交涉，均由悲鴻及孫兩方請託，交悲鴻整理，寄去之件亦均公函。”氣憤之餘，舒新城更多的，還是為徐悲鴻的命運感到擔心，蔣碧微“遷怒於我悍拓竟如此，難乎其悲鴻，更不知其前途如何也”。

徐悲鴻素描《碧微鏡中》，寫於1924年。

蔣碧微說，我的心中容不下她。這個“她”，自然是孫多慈。

但1935年6月以前，蔣碧微對孫多慈多少還是有些容忍的，至少沒有當著面和她爭長論短。不是自己不願意，而是覺得如果那樣做，實在是掉了自己的面子。不說自己比她年長十多歲，論學識，學長相，論經歷，孫多慈哪樣能與自己相比？但也正由於自己一容再容，致使徐悲鴻與孫多慈越走越近，近到已經危及自己家庭主婦位置的地步。此時蔣碧微反而想開了，徐悲鴻能放下“畫家”、“教授”架子，與一個小女生卿卿我我，自己有什麼理由不能去和孫多慈當面鑼對面鼓地理論一番？

選擇的時間，是5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上午10點多鐘；選擇的地點，是國立中央大學女生宿舍。有內線先行在那邊探明瞭訊息，孫多慈在宿舍，於是叫了一輛車，從傅厚崗直接開過來了。

立夏前後，“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太陽懸在天空，白晃晃的，有些刺眼。蔣碧微撐著一把長柄陽傘，戴著長至手臂的白手套，穿一身拖地白長裙，款款走近石婆婆巷中央大學女生宿舍的東樓。

孫多慈正在對近期創作的一幅油畫稿進行修改，猛然看見蔣碧微走進來，猛然一驚，她立起身，不知所措，連手中的畫筆落在地上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