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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毛了,一氣之下,乾脆改“無楓堂”為“危巢”,並專門做了篇《危巢小記》。“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訓,抑於災難喪亂之際,臥薪嚐膽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意也。”其實徐悲鴻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無楓堂”已經充滿感情危機,這個勉強維持的家庭,危如累卵,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轟然倒塌。
搬進傅厚崗6號後,孫多慈去徐悲鴻畫室的次數就少多了,她也沒有那個膽量敢獨自過去。隨藝術專修科的同學自然來過多次,但只要看見蔣碧微,就縮著頭擠在人群最後面。在徐悲鴻新畫室,孫多慈最感興趣的是掛在牆上的一副對聯,右為“獨持偏見”,左為“一意孤行”,橫批是“應毋庸議”。字如斗大,氣魄雄健,似乎在宣洩他一腔的怨氣。孫多慈暗暗想,這個“獨持偏見”,這個“一意孤行”,恐怕就是指他對與自己的那份淡淡情感的態度吧。
孫多慈的另一位閨中密友吳健雄,與孫多慈同屆,但不同系。吳健雄1930年初進中央大學時,唸的是數學系。後來她到圖書館看書,翻閱到有關X光、電子、放射性、相對論等方面的書籍,一下子便被倫琴、貝克勒爾、居里夫婦、愛因斯坦等科學巨匠給深深地吸引住了。於是,第二學年,她向學校提出申請,轉到了物理學系。
十一、 閨中密友(5)
當年國立中央大學,班有班花,院有院花,校有校花,每個系還有自己的系花,吳健雄秀麗聰慧,是物理系的系花。孫多慈文靜溫和,是藝術專修科的系花。系花對系花,雖早有耳聞,但一直沒有相見。
國立中央大學的女生宿舍,在北極閣山下的石婆婆巷,是學校向教會租用的樓房,東、西、南、北共四棟,房間大小不一,大的住有六人,小的只安排了三個同學,也還有單身宿舍。吳健雄初入學時,住南樓,是三人間,後為專心念書,又搬至南樓後的小平房。同學因此戲稱她為“南樓瓊花”。但吳健雄是典型讀書型女學生,在學校,不是上課,就是在實驗室,或是關門在宿舍用功,很少有社會交往。
孫多慈早就想與吳健雄結識,只是沒有合適機會。後來在圖書館,臨座有一位女同學,姓劉,也是理學院的,兩人相聊,就說到吳健雄。對方和吳健雄不僅相識,而且還是要好的小老鄉。也是個熱心人,聽說孫多慈想結識吳健雄,二話不說,拉起孫多慈,就要領她去吳健雄宿舍。
孫多慈有些猶豫:“我們這樣冒冒失失,人家一定很反感吧?”
“誰說呢,吳健雄熱情開朗,對你仰慕已久,也想和你認識呢!”
初次相識,禮節性的見面,雙方並沒有深聊。但兩人都有一見如故的感覺。
不僅僅如此,此後兩人長達四十餘年的友誼,包括後來結成兒女親家,都在這一次見面中,埋下了長長的伏筆。
孫多慈晚年曾寫文章稱讚吳健雄:“遠在民國二十年即1931年,我們同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那時的健雄是一個嬌小玲瓏,活潑矯健的女孩子,她是江蘇太倉人,一雙神采奕奕的眸子,靈巧的嘴唇,短髮,平鞋,樸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兩百左右的女同學中,她是顯得那樣地突出,當然她也是一般男孩子的追求目標,不僅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為她神魂顛倒呢。”
半個月後,孫多慈去教務處領取獎學金,正好吳健雄也過來領獎學金,兩人再次相遇。從教務處出來,兩人肩並著肩,手拉著手,就已經無話不說了。那個階段,孫多慈因徐悲鴻有意疏遠,思想上有些苦悶,神情怏怏,水色不是很好。細心的吳健雄觀察到了,便把孫多慈悄悄拉到一邊,指指她的腦袋,問:“是不是這裡出問題了?”
孫多慈紅著臉,“沒有啊,我這裡能有什麼問題?”
吳健雄,孫多慈國立中央大學同學。
吳健雄說:“你的那些風言風語,全校都知道,我吳健雄能充耳不聞?說,是不是徐悲鴻教授欺負我們多慈了?”
孫多慈說:“我們之間的關係,絕沒有外界傳的那麼渾濁,但也絕不是一潭清水。說實在的,我自己也很矛盾,說有‘愛’,不確切,說沒有‘愛’,也是一句假話。”
吳健雄與孫多慈同歲,雖同樣是花季少女,但遠比孫多慈老練精幹,為人處世也有章有節。兩人第一次相見,孫多慈就有了可以信任可以依賴甚至可以交心的感覺。
這天吳健雄破例沒有讀書,兩人在國立中央大學校園內,來來回回,走了兩三個小時。從生活到學習,從理想到情感,幾乎聊了個底朝天。特別是孫多慈,與徐悲鴻交往的每一個細節,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