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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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這是一個沒有預告的遊戲，她甚至把那個匪徒也描繪成遊戲中的人物，結果，直到事件結束，孩子們都玩得很高興。保育員無力與匪徒抗爭，她也沒有辦法阻止這場災難，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個庭院裡鋪展一場溫馨的遊戲。孩子們也許永遠不知道這場遊戲的意義，也許長大以後會約略領悟到其中的人格內涵。我想，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個縮影。面對社會歷史的風霜雨雪，教師掌握不了什麼，只能暫時地掌握這個庭院，這間教室，這些學生。

為此，在各種豪情壯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試驗都未見多少成果之後，我和許多中國文化人一樣，把師生關係和師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我不否認，我對自己老師的尊敬和對自己學生的偏護有時會到盲目的地步。我是個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幹屬於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項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傳遞文化，因此，當我偶爾一個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時候，總會禁不住在心底輕輕呼喊：我的老師！我的學生！我就是你們！

不僅僅是一個親熱的稱呼。不，我們擁有一個庭院，像嶽麓書院，又不完全是。別人能侵凌它，毀壞它，卻奪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們一直在那裡，做著一場文化傳代的遊戲。至於遊戲的終局，我們都不要問。

抱愧山西

一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陝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麼要一把眼淚一把哀嘆地背景離鄉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它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的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做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份了，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滿臉的皺紋，沉重的钁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線著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象除了反覆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麼其它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乾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

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物件，不遠千里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後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涵了。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態方式不經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大家並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號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號。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別，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象著一個朦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

當然，一種封閉環境裡的心理感受，一種經過著力誇張的精神激情，畢竟無法掩蓋事實上的貧困。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們看到了一切，眼圈發紅，半是感動半是同情。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襯，陪襯出來的是一個同樣的命題：感人的艱苦，驚人的貧困。直到今天，人們可以淡忘大寨，卻很難磨去這一有關山西的命題。

但是，這一命題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它工作放下，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象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