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筆記

第2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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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石敬瑭在遼國的操縱下做了“兒皇帝”，要派人到遼國去拜謝“父皇帝”，派什麼人呢？石敬瑭想到了馮道，馮道作為走狗的走狗，把事情辦妥了。

遼國滅晉之後，馮道又誠惶誠恐地去拜謁遼主耶律德光，遼主略知他的歷史，調侃地問：“你算是一種什麼樣的老東西呢？”馮道答到：“我是一個無才無德的痴頑老東西。”遼主喜歡他如此自辱，給了他一個太傅的官職。

身處亂世，馮道竟然先後為十個君主幹事，他的本領自然遠不止是油滑而必須反覆叛賣了。被他一次次叛賣的舊主子，可以對他恨之入骨卻已沒有力量懲處他，而一切新主子大多也是他所說的信奉“事當務實”的人，只取他的實用價值而不去預想他今後對自己的叛賣。因此，馮道還有長期活下去不斷轉向、叛賣的可能。

我舉馮道的例子只想說明，要充分地適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生活，一個人的人格支出會非常徹底，徹底到幾乎不象一個人。與馮道、杜周、費無忌等人相比，許多忠臣義士就顯得非常痛苦了。忠臣義士平日也會長時間地卑躬屈膝，但到實在忍不下去的時候會突然慷慨陳詞、拼命死諫，這實際上是一種“不適應反應”，證明他們還保留著自身感知系統和最終的人格結構。後世的王朝也會表揚這些忠臣義士，但這只是對封建政治生活的一個追認性的微小補充，至於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還是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他們是真正的適應者，把自身的人格結構踩個粉碎之後獲得了一種輕鬆，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了，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全被徹底丟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側隱之心都可一一拋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封建專制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的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勞苦大眾是被物質約束和自然約束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一群，不能不循規蹈矩，並無自由可言，貧窮不等於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做為行為的代價，馮道、杜周、費無忌他們根本無法與之相比；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具體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馮道、杜周、費無忌這些官場小人呼應得起來並能產生深刻對位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除了他們，官場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貼心的社會心理基礎了。而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產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就象電磁的兩極之間所形成的磁場，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應強勁地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人們後來處處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職業性的惡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間地帶非職業意義上的存在，人數多，範圍廣，滲透力強，幾乎無所不在。

上層的社會制度可以改變，下層的社會渣滓可以清除，而這種中間地帶的存在將會是一種幅員遼闊的惡性遺傳，難以阻遏。

據我觀察，中間地帶的大量小人就性質而言，也可分為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這幾類，試分述之。

惡奴型小人。

本來，為人奴僕也是一種社會構成，並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僕便依仗主子的聲名欺侮別人，主子失勢後卻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低眉順眼之時也不斷窺測著掀翻和吞沒主子的各種可能，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謝國楨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中有一篇〈明季奴變考〉，詳細敘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帶仕宦縉紳之家的家奴鬧事的情景，其中還涉及到我們熟悉的張溥、錢謙益、顧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這些家奴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到官府誣告主人，或是鼓譟生事席捲財物，使政治大局本來已經夠混亂的時代更其混亂。為此，孟森曾寫過一篇《讀明季奴變考》的文章，說明這種奴變其實說不上階級鬥爭，因為當時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僕而不甘心的人，卻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僕而一定要做奴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