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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財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黃鑑輝先生曾經根據史料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心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從未見面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宜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訊。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誰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盤纏卻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時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訊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
交城縣徐學顏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訊，徐學顏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象，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吓去，而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著無數這樣的故事。於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悽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著被戀人悽楚的歌聲拖牽著，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愴又沈靜。
四
義無返顧的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唯谷。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阿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書的［石朱］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府、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栓有駱駝十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採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路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政府實行專賣，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著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著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係。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