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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跟著他們監督貿易吧？”
“根本不必監督！”沮授撫著鬍鬚笑了笑，道：“主公。無論是商人至民間採收山貨也好，獵人入城出售行獵所得也罷。山貨的最終流通地點只會在城內。所以，我們只消在各個城門處設卡，對所有帶山貨進城者均徵收重稅。如此，稅賦一高，山貨的價格猛長，採買者日微，可從根源上杜絕山貨貿易。”
不得不說，但凡懂點經濟知識的人不難看出，在沮授提出的對策中已經具備“宏觀調控”這一19世紀現代經濟學策略的雛形。這一方法並非欒奕親傳，《原富》一書中也沒有明言提及，乃是沮授經過多年通讀《原富》自己悟出來的。
由此足可見沮授之聰穎，亦可看出欒奕的思想在不經意間人影響了很多的人。
袁紹也讀過不下十遍《原富》。稍加思量，便知沮授之計確實可以解燃眉之急，遂從其言。
於是，七日之內在河北冀州各大城池及道路關卡又多了一項進城稅賦——山珍稅。但凡想運送山珍入城或路過關卡，需繳納高額稅金，否則一概不予放行。
一夜之間，河北各類山貨價格漲了三倍，五天之後又翻了三番。
價格居高不下，欒奕雖買得起，但大批次買入只會造成大數額虧損，沒有任何利益可言。得不償失，便令各家上好停止行動，不再與河北進行大宗山珍貿易。
袁紹本以為，藉助沮授以《原富》治《原富》之法已經破除了欒奕的“溫水煮蛙”之計，卻不知這只是欒奕所布大棋的開始。
欒奕雖然停止引入大宗山珍，但是對河北的糧草供應一直沒有停止過。
聖元二年一年，連年乾旱少雨的華北平原，終於迎來罕見的美好年景。這一年風調雨順，沒有洪，也沒有澇，更沒有乾旱，田地稍有缺水，老天爺便會降下一場雨水來滋潤大地。地尚未乾透，又有甘露從天而降。十多場雨，勢頭都不大，但降水量卻都不小，屬於纏纏綿綿的小雨，最適宜農耕灌溉。
於是，同年秋季河北各郡迎來了罕見的大豐收。
按理糧食豐收，上至地方大員下至百姓應該高興才對。可是事實恰恰相反。
一年多來，欒奕從河南教區向河北輸入的糧草，與豐年河北自產的糧食同時在冀州匯聚。致使河北一代糧食作物大量囤積，市場保有率一度超過飽和值三倍有餘。
正所謂“物以稀為貴”，反之市場供給大於總需求就會導致該商品價格下降。
河北糧草囤積量居高不下，價格隨之大幅度降低。從去年的不到20文，一氣跌到谷底。僅需10文錢就能買到一石。
說到這兒有人肯定會問，糧食價格低了，百姓都能吃上飯，生活不是應該過得更好嗎？
實則不然。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大漢朝，糧食價格的高低直接影響到其他產物的價格。
就像現在的冀州，超過九成人口都是以耕地為生的農人或土地主。糧食價格下跌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收益。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人有100畝地，每年收200石糧食。在每石糧食價值40文時候，他們每年的收益就是8000文錢。那時做一件新衣需要500文，如果他把一年的收益全部用來作衣服可以做16件。
這一情況從今年開始變得不同了。糧食的價格一下子跌到了10文，他的收益蛻減四分之三，變成2000文。如果製衣服的價格還是500文一件的話，一件衣服的價值相當於農人辛辛苦苦耕種25畝土地一年的收益。
這麼貴的價格農人肯定不會買，至少今年做的衣服比往年要少的多。衣服買的少了，就造成供大於求的結果，從而導致衣服價格也跟著下降。
於此同時，依賴土地獲取收益的土地主和農人，在發覺自己“背對驕陽，面朝黃土”勞心勞力忙活一年，耕種了20多畝土地才只能換一件衣服以後。很多思維活躍之人會選擇離開靠天度日的土地，轉而從事其他營生。比如說直接選擇去做衣服，4天做出一件成衣賺得的錢就等於耕地一年，何樂何不為？
可事實真是這樣嗎？當然不是。
大量人群拋開農耕，選擇紡織行業，帶來的不僅有人力，還有大量原本投用在土地上的資本。很多新的紡織作坊建立起來，進一步加大布和衣的市場供應。
市場供應攀升，再次超過市場需求，這也是布料和衣服的價格下跌的又一重要因素。
無獨有偶，與紡織行業相同的，受供需關係和勞動力湧入影響，河北各行各業產物的價格都隨之下調，以迎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