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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的立場，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或者站在調和的改良派的立場，去觀察、去研究，那就只能得出荒唐的結論。此外，我們還要採取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在看待歷史上傑出人物的作用時，歷來有兩種錯誤的觀點。一種是英雄史觀，即無限誇大傑出人物的作用，一種是不承認傑出人物的重大作用，認為傑出人物不過是歷史規律的奴隸。這是一種機械唯物論的觀點。這兩者都不能正確地解釋活生生的歷史。19世紀末，俄國一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名叫普列漢諾夫。此人後來變成了孟什維克，但前期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是一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在這部著作裡，他就反對了上述兩種錯誤傾向。他說：“某些主觀主義者為了儘量抬高‘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認人類歷史運動是規律性的過程，現代某些反對主觀主義者的人卻為了儘量強調這種運動的規律性而顯然決意要把歷史是由人所創造，因此個人的活動在歷史上不能不發生作用這一原理置之腦後了。他們把個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東西’。這種理論上的極端性是與最狂熱的主觀主義所犯的那種極端性同樣不能允許的。為了反題而犧牲正題，也如為了正題而忘掉反題一樣，同樣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只有把正題和反題中間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統一成為一個合題的時候，才能找到正確的觀點。”我認為這才是正確的立場。
中國有句古話：時勢造英雄。一般說這話是不錯的，但還要加上一句，當英雄人物的活動符合歷史發展的要求時，就能夠在推動歷史的發展上起到卓越的作用。我以為這就是上面所說的“合題”。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被帝國主義列強迅速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這是中華民族最黑暗也最危險的時期。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迫使中國人驚醒起來奮起抗爭。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異常悲壯的篇章。其中最偉大的先行者是孫中山。但是由於敵人的強大和資產階級的軟弱，孫中山雖然推翻了帝制卻未能完成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這一任務不能不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和另一批傑出人物的肩上。於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一大批傑出人物便應運而生。適逢這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選擇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卻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和輕而易舉的事情。普列漢諾夫在上述的書中說：“一個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並不是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歷史事變具有個別的外貌，而是因為他所具備的特點，使他自己最能為當時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響下所發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那麼，什麼是當時中國偉大的社會需要呢？這就是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並找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的問題。而毛澤東無疑是後來形成農村包圍城市獨特道路的最早也最深刻的實踐者和思想家。這正是他作為偉大人物的偉大之處。普列漢諾夫在該書裡還說：“卡萊爾在其論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偉人稱呼為創始人（beginners）。這是極其適當的名稱。偉大人物確實是創始人，因為他的見識要比別人的遠些，他的願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他把先前的社會智慧發展程序所提出的科學任務拿來加以解決；他把先前的社會關係發展過程所造成的新的社會需要指明出來；他擔負起滿足這些需要的發起責任。他是個英雄。其所以是個英雄，並不是說他能阻止或改變事物的自然程序，而是說他的活動是這個必然和不自覺程序的自覺和自由的表現。他的全部作用就在於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於此。但這是一種莫大的作用，是一種極大的力量。”毛澤東不正是在中國歷史的重要關頭，在中國人民急欲尋找一條解放道路的時候，起到了這種“莫大的作用”嗎！一部活生生的中國近代史說明，如果沒有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要求，也就不會有產生毛澤東這種偉大人物的土壤；如果不是中國革命所特有的長期性、複雜性和難以想象的艱難，也就不會錘鍊出像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歷史上罕見的英雄人物。同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等這樣的英雄人物，中國革命就不會這樣快地獲取勝利，也不會顯得如此光輝燦爛。像印度等國和中國社會情況大體相同，但他們的革命至今還沒有取得勝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正是時勢造英雄，英雄人物又推動歷史發展的辯證唯物主義的真理和活生生的圖畫。
我不贊成個人崇拜，更不贊成個人迷信。但我崇敬我們中華民族一切有巨大貢獻的英雄人物和世界上一切對人類發展進步有貢獻的傑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