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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2）
第一期結業後，留下來做教員和管理骨幹的有*、鄧力群、馬洪、王光偉、田家英、曾彥修、李清等。馬列學院前後共培養的近千名幹部，後來成了各條戰線的骨幹。1949年以後*領導的秘書和負責理論宣傳方面的幹部，以出身馬列學院的人為多。
馬列學院雖然是為建立新意識形態而設立的一所學校，但毛澤東對它並不滿意，也許是與它的校長有關。張聞天在*早期領導人當中是較有理論素養和知識分子氣質的，後來許多人對他在馬列學院時的工作評價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風比較*，他也鼓勵學員自由討論和獨立思考。2
因為馬列學院偏重於理論學習，就學術訓練而言，對學員確實有很大提高，這一點，從以後學員的學術生涯中得到了證明。但毛澤東的用意並不在此，因為馬列學院的目的不是讓學員學會理論和有學術訓練，而是要能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也就是說，是要學員能準確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馬列學院沒有做到這一點，當時對它的指責是：“馬列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1942年，張聞天在晉西調查期間收到毛澤東的一封信，被指出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有問題，認為還沒有達到像後來延安“整風”時所要求的高度。
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改造我們的學習》，要求確立以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育方針，有許多地方就是衝著馬列學院而來的。在本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8月，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仍為張聞天。從馬列學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來是一次更名，實際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不久，中央釋出《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確立了這樣的目的：“中央研究院為培養黨的理論幹部的高階研究機關。”3
後來對延安馬列學院的評價是，毛澤東在報告中批評的現象在馬列學院確實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認為馬列學院教學方針有問題，甚至一言以蔽之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顯然是不恰當的。從張聞天辦學的指導思想到三年辦學的實踐來看，它是一貫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很強調理論聯絡實際的，整體上貫徹了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針而又存在著若干理論與實際脫節的毛病。馬列學院工作中的這種矛盾性，應該從黨的思想路線的發展中得到解釋：“馬列學院實際上是我黨在政治路線成熟之後向著解決思想路線過渡中的一個產物，如果說它的產生是適應了全黨普遍加強理論學習的要求，那麼它的改組又是適應了全黨在理論與實際上的深入與提高。”4
李維漢也認為，那時的教學工作存在一些缺點和問題，主要是馬列主義基礎理論的教學中有教條主義，不懂得如何使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出現單純地為學理論而學理論、學用脫節的現象。1941年5月，毛澤東發出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號召，要求確立以馬列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的教育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延安馬列學院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改組為馬列研究院。同年8月21日，中央釋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向各級在職幹部與訓練幹部的學校，進行關於瞭解各地情況（敵友我三方）的教育”，“使這種瞭解情況，注意政策的風氣與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風氣密切聯絡起來”。為了貫徹《決定》精神，加強對中國的現狀和歷史的研究，馬列研究院又改組為中央研究院。原馬列學院的一部分骨幹和有可能培養成為理論工作幹部的學員，留了下來。5
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建立中的角色（3）
應該說，初期延安馬列學院更接近於嚴格意義上的大學，但這與毛澤東的想法相去甚遠，後來它的改組也可以看作是對張聞天辦學思想的否定。雖然張聞天當時也接受了批評，但張聞天與毛澤東在文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