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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記憶中，數修整茄子比較費事。
在我上初中時，已經懂得為父母分憂解難了。因家裡貧窮，自己就想方設法勞動，能掙幾個算幾個，現在回想起那時的一天，還真有趣：早晨一起床，跟上村裡的大人們下地勞動，村裡人把這樣的勞動叫打早起。或鋤田，或收割，或耕種，快到吃早飯時，人們便收工了。
然後回家。然後吃飯。
然後背起書包上學。
這樣勞動一個早起，我能掙二分，十分算一個工，一個工在當時的價格是一二角錢。
晚上回到家，吃過飯，又來到村東場院裡勞動，村裡人叫加班，加一個班也是二分工，有時加班晚了，隊裡還給加班的人吃飯。
所謂加班，無非是將白天勞動的結果，再做一些整理。比如打麥子呀，比如打玉米呀，晚風輕輕吹來，村裡人又愛唱山曲，也有好事青年男女，偷偷藏在陰暗處，做一些你歡我愛的事情，也算村中一景。
白石初中一畢業，我在村裡勞動了一段時間。這個時間應該是一九七四年，或者是一九七五年的春季。在這兒，我覺得有幾件朦朦朧朧的事情需要敘述：一是在村北面戲臺後面澆地，這個時間是在晚上進行的。我記得有這麼一次，沒有月亮，或者說星星也很少，我扛著一把鐵鍬來到地邊，莊稼黑壓壓的一片，看不見一個人，只聽見地裡面有人說話，我朝“聲音”走去，走著走著，一不小心踩進了泥潭，把我的鞋弄溼了。我顧不上發火，朝他們跑去的時候，“聲音”已經飄到地中間了。
我只好坐在地邊等他們。天上的星星朝我眨眼，我抬頭望著星星發呆，耳邊傳來人們的嬉笑聲，身邊的流水聲非常動聽，不遠處還傳來青蛙的鳴叫聲，原先還有些害怕，其實你害怕也沒用。
這是那個年代“農村夜戰”的一段縮影。
還有一件事情是這樣的：村裡有一位女人，我叫貴仁嫂子，大名叫邢桂貞（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生），人長得瘦小，可勞動起來卻非常麻利。那時候在村裡勞動，大多做得是包工，由隊長安排，貴仁嫂子一般是和我搭檔，其它人還沒完，我們早就回了家，要不就是坐在地邊樹陰底下，真是痛快啊！
記得有一次在西梁坡上收割麥子，隊長給我倆分下一塊地，她在地邊割，我在中間割，也不說幾壟，反正是見麥子就割，有好幾次我倆的鐮刀都拌在一起……我倆收割完後，其它人還在小麥地裡揮汗如雨。
只可惜貴仁嫂子在前幾年下世了，得了一種病，留下二個兒子：長子名叫張正紅（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次子名叫張全紅（一九七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兄弟倆都在太原市發展，據說是做生意，收入還行，如今已是有傢俬車的家庭了。
在村裡勞動時，我和同族兄弟張成根還給隊裡放過牛。據說，這活兒是隊裡最輕鬆的。對我而言，輕鬆是次要的，關鍵是自由，也有時間看書。我倆將十幾個牛馬趕在山溝裡，然後坐在溝口的大樹底下，成根摘他的酸棗玩他的皮鞭，我躺在那兒看書。累了，就躺在塑膠布上歇一會兒，然後將牛馬趕到有草的地方。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句話對於村裡人來說，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沒有春種哪有秋收？而春種前的準備工作，又有許多道程式，先將地翻過，然後將地耙平，有時在翻地之前，還要在地裡鋪一層農家肥，這叫“施底肥”，然後就能春種了。
一般情況下，春種最少需要三個人，一人犁地，一人撒種子，一人在後面撒肥。犁地的那人要有技術，下種那人一般是位婦女，也需要一定的技術，撒肥這個人就不怎麼講究了，只要有力氣就行。
撒肥的做法是這樣的：兩根繩子將筐子捆住，然後把繩子套在脖子上，跟在撒種子那人後面，人家前面走，他把肥撒在種子上就行了。
由春種施肥這件事情，我想起村裡一個人來，他叫邢存海（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生），會放羊，他有一個特點是非常怕蛇。於是，有村裡好事人就和他開玩笑，比如說他正端著碗吃飯，只要有人驚叫一聲“蛇”，別人可能也會緊張一下，但是他那個緊張程度，就要比一般人緊張十倍。這天，有人專門在肥筐子裡面放了一條死蛇，還用肥把蛇埋住，邢存海端起肥筐子，往脖子一挎，跟在下種那人背後開始撒肥，撒著撒著，地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