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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葉子飄半天還不讀書”。
《星》：講講文化背景對你創作電影的重要性？
我個人覺得背景並不重要，就對美國文化的瞭解而言，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比我更瞭解。我弟弟跟我是同樣的背景，或者我的同事跟我也是同樣的背景，大家都做一樣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還是對電影的創作力、表達力和你的工作能力更重要，這些是跳開文化背景的。
《星》：聽說你的大學沒有考好，太緊張了，所以到了藝術學校？
李：是啊，反正第一次上舞臺我就知道比較喜歡，而且只要是做電影做戲劇的時候我這人就比較靈光，超出這方面包括考學校、社交、生活啦，就不行。
在臺灣藝術學校的學習經歷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轉變，七八年去到美國留學後，又在伊利諾大學唸了兩年多的戲劇。
《星》：可以料想，美國的留學生活一定對你是個很大的衝擊，對你以後的創作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李：頭兩年對我影響很大。東方的生活態度和西方很不一樣，這對我來講確實是個很大的衝擊。東方的傳統倫理哲學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較壓抑和順服。西方就不是，比較表達自我，對壓抑的抗爭方式就是宣洩，這就增高了衝突，這就是戲劇。對我來說，東方的人生態度是非常反戲劇的，用西方的戲劇原理來講的話，不是有真正的戲劇衝突，只是故事性強而已。所以在以後的拍電影的時候，雖然我用的是東方的眼光，但在手法上基本用的是西方的戲劇形式。
除了西方文化的衝擊之外，這段時間我也看了很多在臺灣看不到的書，老舍的書就看得最多，這方面的衝擊也是很大的，簡直是天地倒轉！
《星》：1980年開始學電影，在紐約學了幾年？
李：3年，之後就待業了6年。在那段時間裡，我覺得對編劇、對電影的結構、市場運作的方式，都有了一些體會，因為是長片。雖然在學校拍短片時，你有才氣，有表達力，學生片拍得不錯，但畢竟是短片，具體到長片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六年的時間裡，在這方面還是有些磨鍊的。但大部分時間還是浪費了，在家裡煮飯。
《星》：不過我知道在這段時間裡，你寫了《喜宴》和《推手》這兩個劇本，尤其是《喜宴》，為你以後的電影事業鋪平了道路。
李：這兩個劇本在臺灣得了個劇本獎，《推手》得了第一名，賺了點稿費，《喜宴》才是我想拍的。臺灣電影公司給了一小筆錢，讓我拍《推手》，我就請在美國的朋友也是我現在的合作者來當製片。這個片子在臺灣得了“金馬獎”提名，票房還可以，打平，然後就有了機會拍《喜宴》。《喜宴》得了柏林的”金熊獎”，世界市場開啟，於是就拍到現在。
《星》：《喜宴》是你的成名作，得了“金熊獎”並在世界範圍內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我覺得這個題材是非常獨特的，很好奇你是怎麼想起描寫這樣一個同性戀的故事呢？
李安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斷背山（3）
李：這是朋友的故事。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們一個共同朋友的事情。他跟他的美國男朋友住在一起，在華盛頓市，他的父親是個將軍，他有三個姐妹。他媽媽天天要給他介紹女朋友，奇怪他怎麼過了三十歲還不結婚。他就一直瞞著，姐妹也都替他瞞著說“哥哥花”或者“弟弟花”，“女朋友太多不想定下來”。他父母到美國去住在他家，他就說那個男朋友是房東，家裡掛的和男朋友的照片都換下來，就像電影裡那樣。有一陣子他們幫一個女孩子辦綠卡，後來辦成沒有不曉得，反正有這麼一回事。後來我就想，這有意思呀，可以寫成一個劇本。本來這些不夠一個電影故事，有一天洗澡，突然有靈感，一想，如果結了婚，後半段不就出來了嗎？大概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劇本寫出來，寫好以後放了5年都沒有拍。那個時候中文影片在美國拿不到錢，在臺灣，同性戀題材也拿不到錢。我寫的《推手》在臺灣參加劇本獎徵選，就把《喜宴》一併送去了。《推手》拍完，他們就說，繼續拍那個劇本吧，蠻有意思的。那個時候，臺灣人的觀念裡已經對同性戀比較開放了。
《星》：你想透過這個故事告訴觀眾什麼呢？
李：嚴格講這不是一部講同性戀的電影，如果是那樣的話也不會有那麼高的票房。一般觀眾都把它當成一個家庭劇來看。家裡有這樣一個問題，這些人將如何度過去，同時也檢驗一下我們中國的傳統倫理，主人公在這當中有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你看到，故事裡的起因是假的，從頭到尾都是假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