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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你和許多國際大牌明星都合作過，和這些大明星合作你覺得有什麼經驗？
李：你要利用和展示他們的魅力，不能光演戲，挖掘新鮮感是你主要的工作。明星本身有一種形象，你的電影就是要利用這種形象或者是反形象。
《星》：對您個人影響較大的中國電影人是誰？
李：中國導演裡，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李翰祥。因為以前看的電影很多是商業片，不會特別注意導演，他是我惟一很早就有印象的導演。他的片子不太一樣，所以你會注意到導演。他表現出對文化的興趣。後來還有胡金銓，香港電影對我的影響比較大。我看的香港電影比臺灣電影還多。像胡金銓他們創造出來的影像，對我的影響，不止電影語言，包括表達情感的方式，對電影的理解。讓我覺得中國片就是這樣的，過去的中國是這樣的。
臺灣導演有一位叫李行，他比較像內地的謝晉，電影味道很像，影響也很像。臺灣叫健康寫實。他們的電影，對我們這些離開內地的臺灣人有很大影響。臺灣的文化也是繼承了中原的，但有一個斷層。當然，長大以後，我知道有些是真的，有些影像是創造出來的。他們身上還是有一種比較浪漫化的夢想。像李行拍的臺灣的一些比較經典的電影，就是比較理想化的。後來我看到侯孝賢出來拍的片子，開始有現實主義，電影才跟生活現實發生比較大的關係。之前臺灣的武俠片和瓊瑤片，電影和生活的關係是不大的。後來到美國，可以看到一些內地的電影。比如《高山下的花環》，還有《林家鋪子》，印象都比較深刻。
《星》：印象比較深的老片子，比較有觸動的是哪幾部？
李：港臺的話有《俠女》，還有《梁祝》。當時比較小，沒有什麼控制力，看完就哭。當然《梁祝》比較煽情，它是從內地的黃梅調中改編出來的。《俠女》感覺比較有藝術氣息。那時候臺灣還不像*十年代那麼商業化。那時候看還挺有意思的。
到美國以後，老片子像《十字街頭》覺得很好看，第一次看老片，這麼精彩的《十字街頭》！接下來就是《馬路天使》，是趙丹和周璇演的。“四季花開”那首歌使我蠻震驚的。它有義大利寫實片的味道。
比我後來在港臺看到的片子講究，又有社會意識。80年以後，看了《神女》，《林家鋪子》也看了，那時候第一次看，看得晚了一點，感覺上比較左派一點，比較收斂。後來看《小城之春》，雖然表演還是非常話劇式的，但那種戰後心理的體察非常難得。我覺得他們當時受到好萊塢、義大利寫實主義、德國表現派的影響都比較大，包括《夜半歌聲》，基本上是學西方，然後從自己的文化裡找東西。
李安 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斷背山（6）
《星》：您覺得中國電影最有意思的時候是哪個時期？
李：不太好講（笑）。我認為最有意思的還是90年代，不過這個話應該由後人來講，十年以後，大家來評價。我們現在還在從事這個事業，不應該由我們來講。還有一個時代就是30年代，中國電影剛剛有點樣子，有純真感。那時候還沒有市場，沒有自己的電影形式，也沒有意識形態，因此很純真。
不過說回來，整體上感覺比較好的還是90年代。就是1989年到2000年，中間這十年，從《紅高粱》到《臥虎藏龍》，還有《花樣年華》。商業上的大片、社會片、功夫片都在世界上有了影響力，從編劇到電影語言到內容，雖然還在學習世界語言，但在藝術上說是發酵了，80年代是在醞釀，90年代就形成了一個爆發。從那個時候起，世界上開始注意到中國電影這回事，中國電影也跟著整個世界的發展一起互動。
《星》：最近幾年，你對電影的表達和理解，在中西方的共鳴也越來越廣泛。回頭看自己這20來年的電影歷程，是否達到了自己最初的、最本源的想法呢？
李：我也說不上來我還有什麼目標還有什麼片子要拍。當學生的時候沒想到能在美國拍，當時拍的片子都不可能在美國演。拍《推手》時還沒有這種想頭，只是想在臺灣上映，我就很高興了。《推手》只有在臺灣上映，在香港大概也上映過。一步一步走過來，我也沒有計劃。拍兩三部就開始往外擴充套件，找題材。使命感使我要面對很多人，處理很多人際關係，其實這個環境不是我想面對的。拍電影的人好像是導體。你們都比我們聰明。
有些東西我拍了以後，沒想到會被很多人訪問，為什麼做這個，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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