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夢空間 與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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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霸主，歷史經驗表明，沒有一個佔主宰地位的自由強國，國際經濟合作極難實現或維持，衝突將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在第一次夢境轉換後的幾十年裡，美國在全球經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力量也的確對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穩定起到了較大的積極作用；但隨著全球經濟結構的改變和美國對自身超然地位的濫用，霸權的穩定力量日漸式微，霸權時代的夢境空間再一次變得脆弱不堪。

於是，正如我們現下經歷的歷史一般，百年難遇的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引導著人類貨幣史的第二次“夢境轉換”，將沉迷於透支增長的人類從“霸權時代”帶入一個嶄新的“多元時代”。在市場衝擊和各界熱議的薰陶下，人們對霸權時代的不穩定性熟稔於心，對朝向多元時代的轉換態勢也心知肚明，自然而然的，對多元時代的嚮往和期許也如影隨形。正是這種危機中的盲從和輕信，帶來了另一個不易察覺的新誤解——多元是內生穩定的。

從哲學的角度剖析，這種誤解的產生源自危機衝擊下唯物與唯心的交錯、纏雜和碰撞。危機帶來的傷害如此痛入骨髓，以至於人們從主觀意識上自發認為，霸權是“壞”的，而即將取而代之、孕育著希望的多元則是“好”的，“好”的自然也就是穩定的。這種唯心的主觀論調實際上忽略了關鍵性的一點：從霸權時代走向多元時代，並不是因為“好”的事物必然將取代“壞”的事物，而是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發展的大勢所趨決定了貨幣史的夢境輪轉。

拋卻主觀價值判斷，站在客觀的立場分析，多元並不是內生穩定的，多元時代的不確定性甚至大大超出霸權時代，而多元時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也是遠遠大於霸權時代。一方面，從短期看，國際金融秩序從霸權時代轉向多元時代的引爆點是金融危機，而危機的救助、化解和平復迫切需要更強、更有力的區域性和全球性兩個層面的政策協調。在霸權時代，危機救助這種政策領域內的“公共產品”往往是由霸權國家所提供，但2008—2013年的金融危機之所以與眾不同，恰恰正是因為危機核心始終在發達國家內部輪轉，從美國到歐洲，前後兩個危機震心所在的強勢經濟體都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應接不暇之餘很難向彼此伸出援手。而儘管媒體熱衷於炒作“新興市場拯救發達國家”，但實事求是地看，新興市場既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救助體量遠大於己的美歐，也無法迴避自身並未同全球經濟“脫鉤”的現實，其增長“失速”和起飛“著陸”已然令其置身於週期性回落的憂患之中。接踵而至的危機、廣泛傳染的風險、霸權國家的危難和新興市場的困境交織在一起，使得任何單一政策行動都變得無力而又危險，而全球範圍內政策目標、政策手段、政策效應的主動或被動協調則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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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從長期看，國際金融秩序從霸權時代轉向多元時代的物質基礎是全球經濟多元化，多元化的另一面則是差異化，差異化的復甦意味著差異化的政策需求，而差異化的政策需求比之以往更需要全球層面的政策協調。風物長宜放眼量，即便是百年難遇的危機也僅僅是歷史夢境轉換的引爆器，其自身也終將變成逝去的歷史。步入長期的後危機時代，危機時代的“基本面趨同效應”和“政策協同效應”將逐漸縮小並消失，自然稟賦、制度特徵、增長模式、歷史沿革和風險結構的內在差異將使得全球經濟呈現出“和而不同”的差異性特徵。不僅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速差異一如既往，而且兩大集團內部的分化也更趨明顯。在發達市場內部，美國經濟的復甦韌性和增長質量高於歐洲和日本；在新興市場內部，“金磚五國”的復甦力度要高於其他國家，亞洲新興市場的復甦力度要高於中東歐、非洲和南美新興市場，中國和印度的復甦穩定性則要高於同為“金磚五國”的俄羅斯、巴西和南非。復甦差異性的波動加大導致復甦利益爭奪更趨劇烈，全球政策博弈更趨複雜，各國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和結構調整政策保護本國經濟利益並增強自身競爭力的內生慾望和實際能力不斷增強。多元中的各個“元”在個體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更容易產生彼此矛盾、衝突並於整體利益不利的政策博弈結構，如果沒有更廣泛、更有力、更緊密的政策協調，那麼博弈將自發地把全球經濟從基本面上的“和而不同”導向政策面上的“以鄰為壑”，最終引致一個集體非理性的尷尬結局。

概而言之，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引爆了人類貨幣史從“霸權時代”向“多元時代”的第二次夢境轉換。在這一虛虛實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