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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看跡象可能還要更高。準備既然如此充分，為什麼到現在最高當局沒有實際的大規模得侵華行動？我想無非是兩個，第一就是顧忌輿論，沒有適當的藉口；第二就是最高當局還沒有實施武裝侵華的決心。閣下剛才所說的將中村大尉的事件趁機擴大，我看很好，把文章往大里做一做，製造侵華的藉口，幫最高當局下最大的決心，如果當局沒有表示，我看我們還可以繼續製造事件，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石原莞爾聽到這裡，心領神會地笑道：“二位大佐，等著看好戲吧！”坂垣徵四郎，石原莞爾告別土肥原賢二，回到關東軍司令部，石原莞爾起草報告書，在報告中，用盡了煽動的詞彙，無中生有地敘說中國屯墾軍三團如何虐殺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並將訊息透露給新聞界，與此同時，坂垣徵四郎和橋本欣五郎，花谷正少佐合謀又製作了在位於瀋陽內城以北約五公里處的柳條湖爆炸鐵路的計劃。次日上海，北京，天津，瀋陽，各處日文報紙皆登載興安屯墾區三團虐殺中村震太郎的訊息。日本陸軍軍部在接到石原莞爾的報告後，遂進一步煽動反華，並定下了“在中方否認殺害中村，或者中村事件得不到滿意公決的情況下，有必要對洮索地區實行保護性佔領”的決策。
在日本軍閥和一些別有用心者的煽動和策劃下，武裝侵華的狂熱達到了極點，中國這塊古老的大地真正是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地步，可是中國掌軍的人們卻全然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安危，為著爭權奪利大開著殺戒。
（一百三十五）
卻說*自張學良易幟，全國實現了表面的統一後，掌握中華民族命運的實力派們只能共患難、不能同安樂的本性又起，究其原因關鍵在於掌軍的人總是把軍隊當作私有財產而用於爭權奪利。忘記了任何政黨和個人建立軍隊的宗旨在任何時候抵禦外來侵略，保衛國家的安全是首要任務，其次才是鞏固自己黨派的權利。試看中國近年，從袁世凱算起，先後由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陳炯明、張宗昌、孫傳芳、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一個個如走馬燈似的，在歷史的政治舞臺上，演繹著你方唱罷我登場，不顧國家民族存亡、只顧自己爭權奪利的鬧劇。一九二七年在北伐軍消滅了北洋軍閥孫傳芳，吳佩孚等軍隊主力，取得了北伐戰爭決定性勝利的時候，國共兩黨分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開始了對共產黨的剿殺，並提出“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漏掉一人”的口號。共產黨人痛定思痛，為了生存，由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在南昌舉行起義，毛澤東在湖南領導了以農民為主體的秋收起義。兩軍匯合後，在湘贛邊區建立政權，實行武裝割據，後來又有廣州起義、上海起義、海陸豐起義、百色起義等。二八年的二次北伐細論起來，也只能算是新軍閥和舊軍閥之間的鬥爭。張學良於二八年年底易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實際上是形成了新軍閥替代了舊軍閥。各軍閥仍然是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為了增強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權威，蔣介石提議召開編遣會議。縮編各派軍隊編制，擴充中央政府軍隊的編制。時中國軍隊主要有在北伐軍中由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兼任集團軍總司令的第一集團軍，五十萬人算作是中央政府的軍隊；馮玉祥為總司令的第二集團軍四十二萬人算是西北軍，閻錫山任總司令的第三集團軍是三十萬人算作是晉綏軍；李宗仁，白崇禧統領的第四集團軍七萬人算作是桂系軍。還有張學良統領的近四十萬人的東北軍。在蔣介石提出編遣部隊的提議後，張學良因見日本人步步進逼，出於真愛國。乃將所屬部隊編為：國防軍二十七個旅，騎兵六個旅，炮兵十個團，工兵七個營，特種兵若干，省防軍十個旅，總兵力為三十萬人。編余部隊組成屯墾軍，擇地廣人稀處從事屯墾以資軍費，其餘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不但誰也沒縮減自己的部隊，反而擴軍備戰，蔣介石一怒之下遂決定向軍事實力最小僅有七萬人的桂系軍開刀。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下令討桂。蔣桂戰爭爆發。六月李宗仁，白崇禧戰敗被迫逃往香港。通電下野。接著蔣介石又把矛頭指向馮玉祥，策反了韓復榘、石友三，迫使馮玉祥通電下野。一九三零年二月閻錫山聯合馮玉祥、李宗仁，組成了反蔣聯軍，又拉開了中原大戰的序幕。中原大地上，一百多萬軍隊殺來殺去，戰火沖天，硝煙不斷。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表擁護中央、呼籲和平的通電，忘卻了日本常欲佔領東北的威脅，率軍十萬入關進行武裝調停。終止了軍閥間的征戰。軍閥間的戰爭剛剛平息月餘時間。蔣介石於一九三零年十一月調動十萬兵力至湘贛邊境發起了對共產黨武裝的第一次圍剿。次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