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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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同盟軍組建至今，不足兩月便為國收復省城一座、縣城十餘座，國土近萬平方公里，不知罪在何處，如今既要抵擋日偽之進攻，又要對付中央軍之圍剿，玉祥無奈，特通電全國，請社會各界各方主持正義。”馮玉祥此電發出後，在全國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掌管一方的大員們，有致電國民政府五院院長的，請：“飭令停止入察之師，勿輕啟兄弟鬩牆之禍，為外人所笑。”有以強硬態度致電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速停入察之師，若仍一意冥頑，當採斷然措施。”有的直接發電給龐炳勳、關麟徵、馮欽哉：“應以國家為前提，民意為向背，不應為個人所用，為亂命所操持。”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太大，又因為對抗日同盟軍實施圍剿的兵力還未全部到達指定集結地點，軍事佈置尚未全部完成，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遂令停止對抗日同盟軍的進攻，七月下旬國民政府的要員齊集盧山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對馮玉祥實施制裁和消滅抗日同盟軍。

（一百七十九）

爭論很是激烈，意見各有不同，大體分為兩種，一種是“馮玉祥擅立軍政名義，名曰抗日，實乃包藏禍心，抗日同盟軍必須予以堅決消滅，又馮玉祥一直有親共之嫌，並與中央分庭抗禮，蠱惑人心，擅立軍政名義，破壞政府之國防計劃，應予以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另一種意見是“馮玉祥為人正直，樸實無華，愛國之心如赤子之對父母，當予以支援。”兩種意見爭論良久，勝負不分，所謂不分者原因是持第一種意見者人雖少，而權重，持後一種意見者人雖多，但權輕，因而相爭，而不相上下。蔣介石見兩意見爭執得相持不下，乃說道：“一個國家只能是一個政黨，一個政府，一支軍隊，異黨異軍乃肇亂之源，為了使國家之政令，軍令得以統一，因此，不管以任何名目為由所組織的黨派，軍政之名目都必須予以取締和剿滅之。”蔣介石的一番話平息了兩種意見的爭論，會場上頓時出現瞭如一潭死水般的靜謐。這時一位聲名顯赫和馮玉祥私交甚好，一貫欽佩馮玉祥為人的，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滿的國府要員孫科發表意見道：“馮玉祥抗日深得人心，如中央一定要剿滅抗日同盟軍的話，中央一定會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為今之計，只要馮玉祥放棄抗日同盟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兼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的職務，中央則不必對馮玉祥給予任何手段地處理，也不必向察哈爾增兵，我相信雙方定能自然罷兵。根據我國現在之國情，更加需要安定，不發生內戰為好。”於是最後議定：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向馮玉祥發出最後通牒：“一、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二、勿妨害中央邊防計劃；三、勿濫收散軍土匪；四、勿引用*頭目，煽揚赤禍。事關察哈爾省之存亡和全國之安危，政府萬不會因循遷就。”在盧山開會期間，何應欽遵照蔣介石的指令，繼續調兵遺將，及至向馮玉祥發出最後通牒時，何應欽已經調集了十六師對抗日同盟軍採大包圍之態勢，並漸漸縮小包圍圈。還動用了兩隊戰鬥機，準備迅速剿滅抗日同盟軍，馮玉祥接到此通牒大怒，於七月三十日再次通電全國：“吾人抗日，誠為有罪，而克復多倫，則尤罪在不赦……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決不對內，如中央嚴禁抗日，抗日則無異於反政府，則不但軍事可以收束，即我應得之罪，亦所甘心。”到了11月初，中央軍、日軍及偽張海鵬部對抗日同盟步步進逼之合圍使包圍圈越來越小。外無實力響應，內有財政困難，抗日同盟軍中有些將領開始動搖，有的將領甚至投奔蔣介石，掉轉槍口向同盟軍發起攻擊，馮玉祥深感形勢嚴竣，又怕引起內戰，為日本人所剩，思之再三，乃召開抗日同盟軍軍政大會。馮玉祥道：“現在抗日同盟軍所面臨的形勢十分嚴竣。為了化解中央和抗日同盟軍的矛盾，我本人決定走去位全軍的道路，辭去抗日同盟軍軍政委員主席和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職務。並希望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能回察哈爾主政，同時建議將抗日同盟軍改名為抗日救國同盟軍。這樣抗日同盟軍能在宋哲元的掩護下儲存一些力量。”

（一百八十）

眾人聞聽馮玉祥要去位出走，遂一致苦苦挽留。吉鴻昌說道：“鴻昌願總司令能有始有終，始則萬民稱慶，終亦史帛留芳。”馮玉祥道：“前程已是舉步維艱，只好激流勇退。”“依鴻昌看，在國難當頭之際，只能是激流勇進。”“時事難料，人心險惡，連最高也遷怒於我，謗詞惡語如毒箭穿心，我不暫作退避，處境更難，各方的誤解可能會毀我一生的清白。再說我不辭去抗日同盟軍之所有職務，中央必不罷休，非徹底剿殺不可，此十餘萬弟兄之組成，緣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