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靈自傳-歲月與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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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來給我們看，雖然我們看了必定是不置可否。

毛澤東詩詞是當時的熱門，我曾兩次聽郭老講解。一次是為我辦的專場，我請教，全家旁聽。我請教的是《清平樂·會昌》，問他如何理解“莫道君行早”這一句裡的“君”，是否有所喻指。他答：“我看不出來。”我說：“可是，有一種說法認為，‘君’是指西方帝國主義。”他說：“那太牽強了。”我翻開一本資料，指給他看，正是他自己曾經提出過這種說法。他立即快活地大笑，全體在場的人也大笑。還有一次，平英帶來一撥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其中一些人有造反派的盛氣，向郭老擺出一副辯論的姿態，但郭老毫不介意，總是耐心地闡述自己的看法。有一個學生提到毛的詩句“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問郭老，聽說柳亞子得到這首詩後向毛要頤和園，是否真的。郭老連連搖頭，於立群也插話說，他們瞭解柳亞子的為人，不可能提出這種要求。我記得柳此後的確有“若將名園長遣我，躬耕原不戀吳江”之句，與世英耳語，世英也記得，立即去找出這首詩，讓我遞給郭老，郭老看了也哈哈大笑，說真沒有想到。

大約在1967年六七月間，世英向我提出一同編魯迅語錄。他說，這是音樂學院一個學生讓他編的，並許諾編好一定能印行。他如此描述那個學生：“這個人只要想幹什麼，總是能幹成的。”不久後我見到了這位能幹的人物，他就是與世英一起去浙江料理後事的民英的好友林銘述。世英對這項工作十分投入，我開始有些馬虎，在他的感召下也認真了起來。我們各自通讀魯迅全集，詳細摘抄卡片，然後把兩人的卡片放到一起，進行取捨和分類，擬訂編目。我們常常為一條語錄的取捨和歸類相持不下，互相挖苦。有一回，編目已定，他又推倒重來，提出一個別出心裁的新方案，興奮地說：“如果你不同意這個方案，你就不是人！”我反唇相譏：“看來你是現在才成為人的嘍。”在前海西街的那個深院裡，不時響起我們愉快而激烈的爭吵聲。在工作間隙，他會閒談對各種問題的看法。有一次談到他母親的病，他說：“其實她有什麼病？就是生活太舒適太安逸了，才什麼病都來了。”他用的那套全集是他父親的藏書，上面有郭沫若閱讀時畫的記號。有時候，他會指著畫了問號的某處笑著說：“瞧，盡挑毛病了。”他還對我說起一些掌故，其中之一是，他聽父親說，魯迅那首著名的《自題小像》的主題並非通常所解釋的愛國，而是寫魯迅自己的一段愛情心史的。快到年底時，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並由世英的未婚妻肖肖謄抄完畢，有厚厚一大摞，篇幅比當時人們編的版本都大得多，我相信思路也更為獨特。不過，能幹的林銘述始終未能把它印行，那一大摞稿子也不知去向了。林後來告訴我，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讓世英有一件事可做，免得太寂寞。與林相識後，我也覺得他很能幹。他個兒不高，精力充沛，做什麼事都興致勃勃，在任何場合都談笑自如。我最佩服的是他的攝影，看了他的作品感到心迷手癢，便向世英借相機。郭家的相機都很高階，鑑於我是初學，世英就把一臺徠卡借給林，我則用林的那臺國產58…2玩起了攝影。

進入1968年後，林銘述又出新點子，提議我們一起來研究文革思潮。當年3月，我們在林家及音樂學院教室先後舉行了四次討論，參加者除我、郭、林之外還有方小早。世英又是十分投入，每次給我寫信都要談論這件事。在討論時，他也非常認真。我們規定每人寫一篇論文，他說他打算以對群眾的態度為主線寫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落實在群眾，打倒走資派是為了教育群眾，革命委員會就是讓群眾直接參與政權……”我們都不同意，認為應該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主線。他激烈地和我們爭論，反覆論證群眾問題是最根本的，專政問題受群眾問題的制約，說到末了大聲宣佈：“所以，老三篇是最高的，是無產階級人道主義的頂點，高到老三篇就沒法再高了！”老三篇是毛澤東的三篇短文，即《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當時許多人能全文背誦。後來，我們都寫了論文初稿，他的主題正是群眾，我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林的是江青的文藝革命。我忘了方的主題，印象中他的觀點算比較中性。這些稿子集中到世英手中，還沒有來得及傳閱，他就遇害了。

當時我們做的都是正面文章，指導動機都是力圖理解文革的必然性，現在來看當然水平甚低。不過，世英的心態要比我們複雜。表面看來，他對文革懷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激情，歌頌的調子比我們高許多。可是，這也許正是因為，他在內心深處已預感到文革所釋放的那股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