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靈自傳-歲月與性情

第23部分 (第1/4頁)

時間倒不長，我被帶到另一個地方，除下蒙在臉上的衣服，我發現眼前站著幾個我班的對立派同學，其中有李主慶。李是調幹學生，比我年長得多，一向像兄長般對我友好。他說要和我聊聊，我回答說，我不想以俘虜的身份聊，要聊以後再聊。話音剛落，那兩個押我來的外系學生怒不可遏，舉手就要揍我，被李勸阻了。李依然對我友好，帶著沉默的我穿過校園，把我送出了校門。剛回到樓裡，我班一個在井岡山總部任職的同學立刻跑來慰問我了。原來，總部對新北大的電話實施監聽，聽到了抓我的那夥人與我班新北大人之間的通話，已經瞭解全部經過。他免不了要對我的英勇表現誇獎一番，並且告訴我，因為我班那些人的求情，我才免遭更多的折磨。

其實，我的勇敢完全不是因為忠於井岡山，而只是在受侮辱時的自然反應。當時，守在困樓裡的人大多是鐵桿分子，也有的是覺得好玩，積極參與拼長矛和打彈弓的戰鬥，而我連彈弓的膠帶也沒有摸過，更不用說拼長矛了。人們困在樓裡，除了武鬥便無事可做，天天聚在一起打撲克或聊天，我對這種環境也已經十分厭煩。因此，在被抓以後，有一位同學建議我住到地質學院去，我就樂意地接受了。當時北京高校的學生組織分成天派和地派兩大派，北大井岡山屬於地派，而地質東方紅是地派的大本營，因此很樂於收留地派的難民。我住在那裡的一間學生寢室裡，和那些心地單純的工科學生相處得十分融洽。

在蝸居困樓和避難地質學院期間，我真正不能忘懷的只是一件事，就是郭世英之死。為了發散心中的哀痛，我別無途徑，仍然只能寫詩。在那些日子裡，我寫了三十五首詩，結集為《哀歌》，儲存下來了。我寫我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尋找一個聲音，我請它不要躲避我，因為已死的活人並不害怕復活的鬼魂。我還寫我愛詩，對詩句卻毫無興趣，唯有詩人表達不了痛苦的滋味，我最是熟悉。這些都是當時的真實感覺。世英死後的兩個月裡，我很少去郭家了，以前去都是和世英玩，他不在了，我又是那樣拘謹的性格，再去未免尷尬。但是，我心中真是惦念那一家人，便在6月的一天給郭平英寫了一封信，開始了我們之間的通訊。在當時的情境中，我們只能用一些革命的豪言壯語來振作自己，而真正的悲痛又是任何語言無法表達的。平英對此比較清醒，不願意再說空話，便在一封信裡提出要求，讓我寫一寫世英在北大時的事情，那是她很不清楚的。於是，我趴在地質學院避難所的床鋪上一氣寫了四天，小32開的紙寫了四十二頁，寄給了她。二十年後，我考研究生回到北京，平英把這一封長信交還給了我。多虧她的提議，我在印象還相當鮮明時寫了這些回憶，還多虧她完好地儲存了這些紙片。1976年，我在廣西時也憑藉記憶寫了北大期間郭世英的往事，題作《大學第一課》。現在我把這兩份檔案進行核對，發現出入倒不大，可見那一段經歷給我留下的印象之深。當然，還是有些出入的，事過十三年的記憶畢竟要比事過五年的磨損得多些。現在和以後我寫郭世英時，手頭有了這些文字的依據，不必憑空在事過四十餘年的記憶中費力搜尋，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二十四、告別北京

大約在7月份，正當武鬥相持不下的時候，工人宣傳隊進駐北大，掌握一切權力。這個舉措等於把兩派學生組織都給解散了，從而一下子結束了武鬥。事實上，學生組織業已完成其使命，即借其衝勁打倒了從中央到地方的所謂走資派，繼續存在下去只會製造麻煩，因此理應讓它們退出歷史舞臺了。所有學生都奉命回到了學校，作為畢業班，我們的任務是馬上做鑑定，迅速離校。六一屆的學生在當月就草草打發走了，我們六二屆也要在一兩個月內走人。去向已定，主要是外省的農村，大城市一個不留。

經過兩年的折騰，重新坐到桌邊來，誰什麼樣還是什麼樣，一切依舊。我在一篇日記——不錯，積習難改，在毀掉全部日記之後，我又開始寫日記了——裡寫道：“這幾天的鑑定使我厭惡極了。一群小資產階級臨到末路，還要互相吹捧一會兒，不害臊嗎？寧可做一個真誠的、謙遜的小資產階級，決不做那種虛偽的、妄自尊大的小資產階級，他們太不老實了。我承認，在我身上有明顯的小資情調，比如脆弱、動搖、人情味、正義感等等。但是，某些人骨子裡浸透了的市儈氣、商人氣、政客氣，我是沒有的。我也沒有那些臭架子，那種自鳴得意的驢子性格，我是能和普通工農群眾相處好的，決不會比這些人差。”

分配方案很快下來了，我班二十五人，去廣西最多，共十一人，其次是山西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