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靈自傳-歲月與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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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充斥著空洞的豪言壯語。在二年級學年末，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詩歌偶像。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變化，越來越革命化的環境在我身上產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義上，海涅也是一個革命詩人，具有非凡的諷刺本領和深刻的內在批判力量，但我當時對此並不理解，反而覺得他的柔情已成為我與時代之間的障礙。我一直也喜歡馬雅可夫斯基，這位詩歌界的革命領袖此時凸現出來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寫了大量梯形詩。在二年級和三年級暑假，我兩次報名到部隊參加軍訓，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兩段時間裡寫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詩宣佈：“我是你們的將軍，我給你們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寫部隊生活，站崗、打靶、急行軍、野營等等。我歌頌“正在逼近的戰爭”，當時正打越戰，國內也在宣傳備戰，有一種似乎即將要和美帝國主義決一死戰的氣氛。我想象自己將戰死疆場，並且告訴未來和平年代的人們：“在你們鮮花盛開的花園裡，有一朵很不顯眼的小花，那是一個無名小詩人的鮮血，他曾經一手寫詩，一手扣扳機。”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我對戰爭懷著期盼的激情，彷彿戰爭能解決我的一切問題。對，正是我的問題，而不是世界的問題或國家的問題。這表明在我內心深處有一種絕望，看不到自己在消滅個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中的出路，消滅了不甘心，不消滅又行不通，只能靠一個連肉體一起消滅的英勇壯舉來打上句號了。很顯然，這種病態的激情仍是小資性質的。然而，當時我陷在其中，竟還以豪情自誇，在軍訓歸來時宣稱：“我們挺胸肩槍，要用雄壯的腳步聲把北大喚醒！”圖道是一個有健全常識的藏族同學，他讀到這句詩，不以為然地搖搖頭，用一種幾乎是憐憫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後我每想起這目光就感到慚愧。

我不想對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詩裡，我畢竟還找到了一些尚可稱道的內容，那大抵是對周圍各種現象的諷刺。我最討厭班上幾個滔滔不絕用所謂馬列主義教訓別人的人，明白告訴他們：“在淺薄的人手裡，真理也會變得無恥。”哲學系學生普遍喜歡自稱書呆子，我可是知道底細的：“我們讀過幾本書，與書何嘗相干？我們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詩中，我宣佈我的使命是：“把辯證法的子彈裝進詩的機槍，向形而上學開火。”按照當時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學指靜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於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條特徵的現象塞進這個概念，予以抨擊。相反，辯證法意味著思想上的靈活性，藉助於這個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衛已經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無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上，辯證法是我這個小資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

十三、不得不提及一個人

在第二學年末，我們年級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批判“反動學生”曹秋池。曹一直擔心x案會殃及他，終未能逃脫。

根據當時的標準和所公佈的材料，曹是夠得上反動的。他的父親是歷史反革命，解放初病死在監獄裡（一說被鎮壓了），他針對這一經歷寫道：“巨大的歷史車輪碾碎了路旁無辜的紫羅蘭……我心中升起了一種事業感。”這無可辯駁地被解釋為階級仇恨。他還說過：資本主義是地獄，共產主義是天堂，而社會主義是橫在其間的煉獄。這當然是對社會主義的惡毒攻擊了。定性的主要根據是x，據揭露，他出席了x的成立會議，雖然表示自己不參加這個團體，但充當了軍師的角色，提出不成立有形組織、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綱領、訂立保密規則等建議，均被採納了。

在批判會上，我和小早作為受害者發了言。小早發言時有點兒慌亂，我忘記他說的內容了，只記得他宣讀了曹不久前寫給他的一封威脅信，開頭兩句是：“希望是妓女，輿論是娼婦。”我和曹接觸不多，其實算不上受害者，但我心中想著郭世英，相信郭是最大的受害者，站在這個立場上聲討了一番。人們事後評論說，我的發言有力量，但暴露了對郭仍有溫情。我的確愛憎分明，對郭有多愛，對曹就有多恨。我恨的是，對於郭世英這樣一個純粹的人，曹與他來往時仍懷著強烈的功利心，開始時利用他，最後出賣他。不過，儘管如此，我現在感到遺憾的是，眾口一辭聲討一個人而同時剝奪他的申辯權，這種方式根本就是醜惡的、非正義的，批判“反動學生”的鬥爭本身就是強化思想文化專制的一個步驟，可是，由於偏激和無知，我在客觀上充當了這場鬥爭中的一個工具。

曹秋池人緣不好，公平地說，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動。他的才氣使他十分自負，曾經說，他們班只有一個半大學生，這種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