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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學時代的記憶中,斯大林逝世那一天的情景特別清晰。當時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到處都掛著斯大林的像片,以至於我最早會畫的圖畫就是他的頭像。那一天,在晨會課上,一個姓張的女老師告訴我們,斯大林患了腦溢血,生命垂危,但近兩天已有好轉。正說到這裡,有一個老師在教室門口示意她過去,與她耳語了幾句。她回到講臺前,一臉悲傷,說:“斯大林同志已經在今天清晨去世。”放學回家,母親正在洗衣服,我把這個訊息告訴她,她嘆息了一聲,又繼續洗衣服。其實我也沒有悲傷之感,但覺得發生了這麼大的事,總該做點什麼。我在一塊小黑板上寫下了這個訊息,掛到牆上。我還提前跑到街上,等候那個全國鳴笛默哀的時刻。哀笛一響,我看見行人都站住了,一個三輪車伕緊貼一間蘆蓆棚屋,兩臂伸開,姿勢非常奇怪。在我腦中,斯大林的死與這個三輪車伕的奇怪姿勢就永遠聯絡在了一起。
留在記憶中的還有紫金小學的廁所,只因為有一陣學生中傳播著一個訊息,說廁所的門口會突然伸出一隻長滿綠毛的大手。孩子們在傳播這個訊息時很認真,沒有人懷疑其真實性,彷彿都是自己親眼看見的一樣。於是,許多天里人心惶惶,人人都儘量少上廁所,上完趕緊逃離。有一回上廁所時,我旁邊站著別班的一個同學,他十分瘦小,面板髮綠,我清楚地看見他撒出的尿也是綠色的。我當時突然覺得,在綠毛大手和他的綠尿之間有著一種神秘的聯絡。
四、不是老師的寵兒
在某一個節日,我去我女兒的幼兒園看孩子們表演。有的節目只有少數孩子上場,演出時,其餘孩子都睜大眼睛注視著,眼中射出羨慕的光芒,我的女兒和另一個小女孩情不自禁地在場下做起了節目中的動作。我默默看著,意識到在孩子們眼裡,被老師選中是何等的光榮。我想起了我小時候在這方面遭到的挫折。上小學不久,有一次我被老師選中參加節日的演出。那是一個表演唱,演出時,幾個孩子圍成一個圈,一邊唱“康玲玲康玲玲騎馬到北京”,一邊轉圈子作騎馬狀。那天我特意穿了一雙新皮鞋,不爭氣的是,剛走了幾步,鞋帶就鬆了,我彎身繫鞋帶,別人只好也停下來。我怎麼也系不上,老師便上臺來幫我係。一會兒另一隻鞋的鞋帶又鬆了,節目再次被打斷,老師又上臺,但不是幫我係鞋帶,而是拉著我的手把我帶下了臺。從此以後,演節目再沒有我的份了,每逢節日會演,我就深感自卑。
我也曾經為不能加入少先隊而傷心。那時候入隊必須滿九歲,三年級時班上建隊,大多數同學在同一天戴上了紅領巾,我因為不夠年齡而被排除在外。那一天放學後,我走在街上,周圍都是紅領巾,我的胸前空空的,感到特別羞愧,甚至不好意思回家見我的姐姐,因為她也是紅領巾。當時少先隊有一個規定,隊員在街上迎面相遇要互敬隊禮,每看見這個情景,我心裡就羨慕得不得了。那一年的時間過得格外慢,好不容易盼來了入隊的一天,才覺得能抬起頭來了。我無比自豪,戴著紅領巾一口氣跑回家,滿以為父母和姐姐也會表示驚喜,不料他們毫無反應。
這類事情在我現在看來當然小得不能再小,但在一個孩子眼裡卻是十足的大事。我一再發現,孩子對於榮譽極其敏感,那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可是,由於尚未建立起內心的尺度,他們就只能根據外部的標誌來判斷榮譽。在孩子面前,教師不論智愚都能夠成為權威,靠的就是分配榮譽的權力。我是一個很不自信的人,在相當程度上也許可以溯因於小時候極少分配到榮譽。孩子越是年幼,就越迷信老師的權威,這是一個無法省略的階段。我這樣一個看破身份的人,當年還不是把老師的寵兒視為英雄。
當時班上同學中,我最佩服的兩個人,一個是中隊長鬱華,一個是大隊長陳心田。鬱華是一個聽話的小姑娘,學習很用功,經常受老師表揚,雖然長相平常,在我眼裡卻是一尊小偶像。課餘活動跳集體舞時,一個打扮得像洋娃娃的班上年齡最小的女生總喜歡找我,但我看不上她,心裡念著鬱華,可惜鬱華又看不上我,她多半是找陳心田。陳心田是全校學生第一人,班上男生女生都崇拜他。他臉上有一對小酒窩,模樣很可愛。他倒不是小綿羊型的學生,憑著強烈的優越感,他時而會對老師耍脾氣。有一回,他發很大的脾氣,把大隊長標誌摔在地上,表示辭職不幹了,老師只得好言勸慰,越發增添了他的威風,使我們都相信缺了陳心田就辦不成少先隊。
畢業那一年,陳心田揹著老師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