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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照例是大咧咧的一進門就大喊：“託尼，我這次是代表咱們駐紮在日本的所有兄弟求你來了，這個忙你無論如何都得幫。”
唐寧聽著有些好笑，隨口答道：“什麼事啊，讓你抬到這麼高，還拿所有兄弟來壓我，駐紮在日本的軍隊足有十好幾萬，我就不信你都認識。”
麥克解釋道：“嘿，你也不想想我是做什麼的，就算我沒見過，但所有人吃的用的所有軍需可都是從我這裡經手的，所以我也勉強算是全都認識。好了，說正經的，這次我真的不是代表我自己來的，我是帶著好多人的囑託來找你的，所以你無論如何都得幫幫忙。”
難得看到麥克正經的神色，唐寧好奇的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啊，這麼嚴肅。你先說說，我看看我能不能幫上忙。”
麥克猶豫了一下問道：“你知道東京玫瑰吧？前不久她被當局以叛國罪給抓起來了，我們這是想找你幫忙去國內給疏通一下，把她救出來，你不是認識杜邦家的大少爺麼，他肯定有辦法。”
說起這個東京玫瑰，唐寧還真就知道，不過他知道的途徑跟麥克他們可是完全不一樣。東京玫瑰是二次大戰時，美軍對東京廣播電臺的女播音員的暱稱。當時日軍企圖以廣播進行心理戰，利用女播音員對太平洋上的美軍傳送廣播，企圖勾起美軍的鄉愁和引起他們對上司的怨恨。不過，這類廣播不但沒有瓦解美軍，相反，節目還因播出美國流行音樂而頗受歡迎。在戰爭結束後美國的調查中發現，當時負責廣播的女性播音員可能有4至20位，但最出名也是公認的東京玫瑰的代表則是日裔美國人戶慄鬱子。她的經歷是一個很傳奇的虐心故事。
如果沒有1941年夏天的日本之行。戶慄鬱子很可能成長為一位生活艱苦卻簡單快樂的日裔美國少女。可命運偏偏讓她與太平洋戰爭撞到一塊兒，就像飛鳥碰飛機，倒了血黴——個人被捲進深流湧進的時代漩渦，還沒來得及呼救，就已經被漩下去，不得脫身。
作為在美國出生第一代日裔美籍公民。1941年夏天，是戶慄鬱子第一次踏上日本本土。那時，她剛大專畢業幾個星期，正好處於空檔期，她母親身體不好，不能親自回鄉，戶慄鬱子鬼使神差地被選為全家代表，隻身前往日本去探望身患重病的阿姨。
她怎麼也想不到日本島會變成囚鳥的牢籠。
戰爭爆發了，很突然的。像那個島國常有的地震。等戶慄鬱子稍稍回過神來，她發現自己已經沒那麼容易返回美國。
在日本，她缺乏歸屬感。她是美國人還是日本人？她長著一張亞洲人的臉，從遺傳學上講，她的確是日本人的後代。可是，從1916年出生開始，她就已經是一名美國公民，她接受的是美國式的教育。她在一個白人聚居區生活。她鄰居都是美國白人，她講一口流利的英語。而作為母語的日語，她卻懂得很少。她是黃皮白香蕉。但是，在美國和日本交戰的時刻，恰好身處日本國內的戶慄鬱子，無可避免地要面對一種身份上的無所適從。
身處“異國”，沒有錢。被當作外來敵對分子，戶慄鬱子焦灼萬分。她的那些阿姨、叔叔們為了自保，在左鄰右舍的壓力下，也不得不撇清“海外關係”。他們要求戶慄鬱子離開。所謂“親戚”，在利益攸關的時刻。格外經不起考驗。
戰爭就像海嘯，席捲一切，對誰都不留情。二十五歲，原本是個盡情享受大好青春的年紀。如果在美國，戶慄鬱子很可能已經有了第一份工作，也許是為家裡的雜貨店搭把手，也許是做與自己學習了幾年的動物學專業有關的事，她會拿自己的錢買喜歡的東西，口紅，髮夾，漂亮衣服……她也可能有了自己的男朋友，週末約會，煲電話粥，談著青澀而甜蜜的戀愛，暢想未來。
可戰爭擊碎了一切幻夢，殘酷的現實是：她被困在日本，在日本人的監牢裡，過著飢一頓飽一頓的日子。不過，即使身陷囹圄裡，她似乎也只對美國有好感——她有著強烈的身份認同，她始終視自己為標準的美國人，黃面板的美國人，她要求獄方把她美國公民關在一起，她需要依靠融入一個小團體沖淡內心的孤單。日本官方答應了她。可作為交換條件，她得去日本廣播臺做播音員。播一檔英語節目，名字叫做“午夜時分”。
戶慄鬱子開始以“孤兒安”為名在午夜的短波頻率中播音。時尚的美國流行樂，甜美的女性聲線，包括戶慄鬱子的“午夜時分”在內的日本電臺英語女播音員的節目，很快在美國海軍士兵中開啟了市場。溫婉的女聲點亮了“寂寞軍士俱樂部”漆黑的小島之夜。
縱使戶慄鬱子們願意保持著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