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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伴隨著巨大的犧牲失敗以後，中國從1962年開始進入了調整期。開始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及“貓論”所代表的唯生產力理論，在今天看來是擺脫疲憊重建經濟的不可或缺之舉。但是對支援越南、憎惡美國依仗實力稱霸世界的日本人來說，在1965、1966年間卻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精神主義會失敗，而且會付出那麼慘痛的代價。因此，當文化活動中劉鄧的調整政策被當作“唯生產力論”受到批判。劉鄧二人被當作“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列入打倒物件時，得到了傾倒於精神主義的日本人的理解和毫不遲疑的支援。
日本人最初對“文化活動”的敏感反應，莫過於獲悉郭沫若先生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將我的政治、歷史、文學的著作全部燒掉”的自我批判的訊息了。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留學，在日本有很多知己好友，是日本文化代表團訪中時見到的最高地位的人物，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的統帥人物。
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竹內實先生在《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與文化活動》一文中表示“雖然難以揣測郭沫若此舉的真意，但是明顯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大潮變成了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同時對於與傳統思想進行嚴格切割的紅線到底延伸至何處以及由此造成的阻礙創造性的危害而頗感不安”。
同樣，另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村松瑛在《整風運動與中國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國近代文學從起源到與馬克思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