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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震撼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乃至歐美和日本的一場世界性的政治運動。至少對於歐美和日本等國家來說，這是一場對各自國家的政治秩序以及由美國支配的既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而絕非“動亂”。
要理解發生在中國的文化活動為什麼會對日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必須對當時日本的社會狀況作一番解釋。
這場運動爆發的60年代，正是日本在池田勇人內閣的“所得倍增計劃”政策下取得高速經濟增長、同時社會矛盾普遍激化的時代。整個六十年代，熊本縣的水俁病、新瀉縣阿賀野川的水俁病、四日市的劇咳病以及富山縣神通川的“疼痛”病形成了四大公害，由於患者及其後援團體提起訴訟，日本政府置公害不斷擴大於不顧的行為引起社會各階層的憤怒。公害同時也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特別是由於工業廢水的排放，日本的河川及近海汙染加劇。有關藥害的訴訟也不斷髮生。例如因服用安眠藥薩利德邁而導致畸形嬰兒的大量出生。因服用整腸劑奎諾仿而造成亞急性脊髓視神經病的群發。上述事件的真相暴露以後，受害者們對製藥公司和政府提出了控告。
這一時期還發生了另一場鬥爭。政府要在千葉縣成田市三里冢建設新東京國際機場而強制徵用當地農民的耕地，受其影響的大約1000戶、3000農民起而強烈反對。對成田農民及其支持者來說，該事件正是戰後經濟發展中政府的重工輕農乃至拋棄農業政策的露骨體現。實際上，從此後不久的1970年起，政府開始實行了限制水稻播種面積的政策。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首先在於高速增長政策下中央政府和地方自制體的城市規劃與主要產業企業相勾結，優待企業而輕視居民的利益。其次是由於對支撐著產業高速發展的現代科學技術、醫學的盲目信仰。例如，環境汙染引起的諸種疾病的真相之所以遲遲未被解明，正是因為科技人員、醫務工作者與相關企業在利益上連成了一體從而喪失了客觀、科學的判斷力，致使他們很難作出正確的判斷。
在這種背景下，東京大學的兩個學院——一個是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城市規劃密切相關的工學院城市工學系，另一個是位於醫學界頂端的醫學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和進修生們對教授們展開了激烈的批判，並且開始進入無限期罷課。上述舉動逐漸波及其他大學，很快全國116所大學實行了集體罷課。此時恰值中國的文化活動如火如荼之時。因此正好互相借鑑、互為引援。
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所引發的上述各種矛盾，是1945年8月日本戰敗以後20年演變的必然結果。上述經濟發展的程序是在日本一味追隨美國的情況下才成為可能的。例如，在麥克阿瑟的佔領下，日本由於獲得了美國的援助而得以打下戰後復興的基礎。隨後，1950年6月美國以聯合國的名義介入朝鮮戰爭，帶來了對日本的特殊需要（“朝鮮特需”），促使日本經濟在1952年後步入景氣局面。
毫無疑問，正是戰敗當初確立的追隨美國的道路。保證了戰後日本的驚人發展。美國在當初與日本締結“舊金山媾和條約”的同時，還訂立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規定美軍在遠東地區發起軍事行動時可以自由使用日本全土的軍事基地。作為回報，日本此後置於美軍的保護之下，軍費負擔輕減到僅需維持保安隊（1954年改稱“自衛隊”）的程度。這樣，日本幾乎淪為美國的附庸國，高唱放棄戰爭的《憲法》第九條事實上漸漸變成一紙空文，在50年代後期美蘇核競爭時代到來之後。更是完全鑽入了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這正是戰後國際秩序中美國所追求的稱霸世界戰略中指給日本的一條不容選擇的道路。
在上述背景下，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改訂之際，日本爆發了以青年學生組織“全學聯”（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為中心的反對該條約改訂的“60年安保鬥爭”，這是力圖擺脫美國統治的運動的初現。這一運動雖然未能阻止條約改訂而以失敗告終，但卻為下一次運動積蓄了能量。
1964年8月。美國以北部灣事件（所謂美國驅逐艦受到越南北方魚雷艇攻擊的事件，事實上並非如此）為藉口，正式介入越南戰爭，1965年2月開始對越南北方的洞海進行轟炸。自然，日本本土及沖繩的美軍基地在這次戰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日本由於所得倍增計劃造成供給過剩，負債1000萬日元以上的破產企業達4212家，成為日本戰後最大的經濟危機。而越戰所引起的特殊需要（“越南特需”）無疑解救了這場危機。1965年，日本再度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