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日本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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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申請的審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專案，即申請人是否能夠利用現有條件為臺灣政府進行情報工作。自從1949年蔣介石改編重組國民黨特務系統以來，“特務政治”的行動方針一直主導著臺灣國民黨軍隊、政府和民間社會。許多臺灣的民間人士、知識分子以及文藝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況和條件下，被收編進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為了得到出境許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交換條件，被收編成“臺灣國家安全域性”的情報工作人員的。鄧麗君正是屬於這一類。（未完待續。）

第三百二十五章　封殺

鄧麗君這個名字在華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體人物。將近四十年以來，她的歌聲從靡靡之音變成了華語經典，滋養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陸對鄧麗君的追捧卻基本來自民間，官方對她的態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著的時候，央視沒對她進行過任何報道。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鄧麗君生於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是名滿臺灣的小明星了。而彼時大陸的“文化活動”正搞得如火如荼，兩岸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所以大陸聽眾在文革後才零星聽到鄧麗君，而那時，她其實已經把事業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鄧麗君在日本共推出8張大碟及12張個人單曲唱片，成為整個亞太地區的明星。

在70年代後期，大陸聽眾聽到鄧麗君的歌聲，主要透過兩種方式：偷聽敵臺和翻錄磁帶。在那個年代，基本除了大陸的電臺以外，都是“敵臺”。而大陸的電臺又不播任何的鄧麗君歌曲，所以，收聽鄧麗君=收聽敵臺。好在文革之後，收聽敵臺已經不是什麼特別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評教育，至多背個處分，與文革時動輒面臨勞教甚至判刑的風險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收聽“敵臺”的風險降低，是鄧麗君流行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透過翻錄磁帶收聽鄧麗君歌曲，則屬於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海內外交流日漸增多，使鄧麗君等港臺音樂磁帶得以透過私人攜帶的方式來到大陸。當時人們還沒有太多版權意識，一盤原版磁帶可能會被翻錄上百次，而每盤翻錄的磁帶又會被聆聽上百次。

鄧麗君之所以在那個年代突然“爆紅”。與其唱腔和歌詞內容密不可分。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幾十年的人們發現，歌曲竟然還能這麼唱？歌詞竟然還能這麼寫？人們禁錮的大腦瞬間被開闢了一片新視野。而由於兩岸聽眾對鄧麗君歌曲欣賞的不同步，使得在臺灣經過十年傳播而積澱下的幾十首好歌，在同一時間“砸”向了大陸聽眾，使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就愛上了這個聲音。

然而那些讓鄧麗君為人喜愛的特點，恰恰成為她被禁的理由。鄧麗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黃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與喇叭褲、蛤蟆鏡等一道成了老師家長眼中會“教壞小孩”的東西。而把鄧麗君歌曲上升到“毒草”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國音協西山會議。

會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來》。因為“君”字與鄧麗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來”常被用於懷念她的演唱會或文集名字。而在當時，《何日君再來》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無論從黃色還是反動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詞“人生能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從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與女友依依不捨的情景，屬於“黃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指的是國家，或者說指的是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有“何時收復失地”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又屬於“反動”。這樣一首“又黃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紅又專”的氣氛中被批判了。

在兩岸敵對的年代，任何知名公眾人物都會無法避免地捲入政治之中。作為身在臺灣的歌手。祖籍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的鄧麗君也不能免俗。

就在大陸音樂界人士開會批判鄧麗君之後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了一場義唱，門票收入全數捐給公益基金會。在演唱會中，主持人問鄧麗君，聽說在大陸有很多人想邀請你去大陸演唱。鄧麗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麼。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上邊輯錄的這句話是鄧麗君的原話。可想而知，有這句話墊底，鄧麗君終生未在大陸舉辦演唱會也就說得通了。

如果說1980年的這次“三民主義”事件還只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