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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開始的。這些美妙的數字是元朝時期來華穆斯林贈與我們的禮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中，考古隊員發現五塊鑄有阿拉伯數字撤離形鐵塊，其中四塊出土時夾在鑿刻整齊的兩塊方石中。經研究，這是用阿拉伯數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縱、橫、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為“111”。
元時的中國，醫藥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兼收幷蓄、互通有無的局面，大大豐富了醫藥學知識的內容。
《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回醫藥學典籍（作者不詳），原有36卷，少數殘存本現可見於北京圖書館。該書多以漢語書寫，同時夾雜許多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醫藥術語及漢語音譯。僅以少數殘存本目錄就可以看出，《藥方》是一部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面板病等科、內容豐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藥史的學者根據殘存部分推斷，《藥方》約有藥方6000～7000首之多，其價值與中醫古籍《外臺秘要》相當。
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以及四大汗國等政權的產生，使13世紀之後的歐亞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東亞、中亞和西亞地區昔日林立的諸多政權頃刻間消失，歐洲的部分地區也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毫無疑問，殘酷的戰爭，劇烈的社會動盪，曾給歐亞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戰爭以及隨之建立的蒙古政權，在客觀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蒙古族統治者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驛站交通，拉近了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縮短了歐亞大陸區域之間因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於地理空間和人為封閉造成的文明程序的差距。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之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如果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蒙元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從對外影響範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美麗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裡、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德里蘇丹國、波蘭、匈牙利、羅斯公國、英格蘭、法蘭西、義大利、亞美尼亞、亞塞拜然、阿富汗等國。歸國後一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遊記，使西方人第一次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和東方的資訊，一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介面前。這些資訊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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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了古代世界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透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一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里者，如在戶庭；之萬里者，如出鄰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湧向東方的同時，中國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瞭解更加清晰，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瞭解和介紹，不再侷限於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一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我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遊記》、《西遊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新認識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元朝文化多元性和歷史地位及其重要性文化是人類獨有的生存方式，對社會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和廣泛的滲透性。一個民族的文明離不開文化高水平發展。文化底蘊是一個民族興旺發達的根基所在，在社會發展中保持著無可比擬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成為推動和維護社會發展機制的無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