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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有目標，國家同樣如此，像滿清就是沒有目標，或者說目標就只是保持滿人的統治。
那麼這個國家從誕生之初，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維持他滿族的統治，所以限制火器，大興文字獄，不思進取，只求能保持統治，自然就會使得整個文明停滯甚至落後。
王彥認為國家是需要目標的，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只是追求天下太平，這麼空洞的東西，必須要有明確的目標。
比如說富國強兵，有了這個目標之後，朝廷在行政上，就能圍繞這個目標迅速運轉，開商路鼓勵商業，訓練新軍，製造新的器械，王朝會表現出巨大的活力。
以前的王朝，大多是出了問題，再去想解決之策，很少主動去設定一個目標，只求眼下太平。
一個王朝，有目標時與沒有目標時，是大不一樣的。秦說要變法圖強，六世而橫掃六合。
變法和改變，應該是時刻進行的，因為整個社會的活動是運動的，不去緊跟它的步子，一旦停止改變，安於現狀，那麼時間一久，等問題嚴重了，再變怕就來不及了。
王彥在《資政新篇》中，對內閣的一些改變，主要的宗旨就是讓內閣有一個又一個的目標，保持活力。
明朝的每個閣臣一般都是領一部的堂官，如戶部尚書在入閣前，在議事堂做預案時，就必須宣告他入閣之後，朝廷的賦稅一年要增加多少，或者開墾多少土地，人口增長多少，都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數值上來。
如果不能完成，官員考核時，那該貶官就貶官，該放到地方就放到地方。
這樣一來，就能提高內閣大學士行政的積極性，加強了官員間的競爭，並且被趕到地方做官之後的官員，再以政績回到中央時，因為了解民情和有治理一方的經驗，行政能力定然更強，這樣內閣裡就能保證始終都有能臣存在。
以前大學士只要未犯錯，國內也很穩定，就可以一直待在內閣，但是現在只要政績比之前任沒有進步，那就可能被拿下來。
大明那麼多官員，內閣學士就七位，好多官員也想做上相位。
這就活躍了官場的氣氛，糾正了風氣。官員們只要政績顯著，就能封侯拜相，他們就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政績的競爭上，也能防制東林這樣光說不幹的集團重新出來。
如果內閣大學士，一屁股坐十年，下面的人爬不上來，恐怕會有很大的怨氣，要麼對上升不抱希望，對行政懈怠，要麼就鬱郁不得志，對朝廷懷有怨言。
這樣一來，即便是同一黨內，競爭也會激烈起來，畢竟大學生大家都想做。
政績和完成度，也將成為地方官考核的標準，一個縣如果人口沒有增長，耕地面積減少，蒙學童生數目減少，縣官也要往下面降職。
這樣做，就是逼著官員必須要有目標，使得他們不能懈怠。
官員對此自然不喜，但王彥剛收復神京，進位監國，基本沒有人敢這時反對。
除了內閣和官場上的改變之外，資政新篇的主要內容，放在了編戶齊民上。
隨著原來明朝社會結構的解體，大量百姓湧入城市，王彥覺得因該重新普查人口，並且在與王夫之所提的歸義和漢籍制度的基礎上，對於漢籍進一步細分，按著功名、資產或者繳納賦稅，將漢籍之民分為上戶，中戶，下戶，或者更多等級，然後根據等級來收取稅收，安排勞役和享有一些權益。
整個《資政新篇》為繞這兩個大方面，規定了許多新的政策。
如開篇第一條，皇帝將國事委任監國，此後一切政令都由朝廷來發布。
這是整個改革的基礎，他防止了皇帝因為個人喜好，升降提拔官員，也廢除了皇帝不經過司法，就拿辦官員的權力，如此朝廷的命令，就是唯一的命令，改革才有權威。
這本身就是對內閣有利，一代人之後，這就能成為明朝朝野的共識。
第二條，議事堂下派官員，到地方巡視，上戶籍的漢民，有資格可以向議事堂官員提出各種建議和問題，而議事堂官員有責任將問題反映到朝廷，對朝廷的行政提出質疑。
這裡上戶籍也並非固定，朝廷一年或者三年一統計，破產的降級，下戶籍也可以升到上戶籍。
戶籍上分戶別，除了減輕平民承擔的賦稅之外，也可以調高商賈的地位，鼓勵商業。
商人納稅多，就能評為上戶，與有功名計程車人，還有鄉紳地主一起擠身上戶，提高了社會地位。
第三條，對大明律法進行修改和補充，完善明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