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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傳至弘光朝時，已經是風雨飄搖之態，由於馬阮當權，江南之地又是東林的大本營，所以士紳對於弘光朝廷的所作所為，非議甚多。
晚明以來江南經濟發達，人文思想興起，甚至還出現了批判儒家，為商人階層代表的李贄，其所著《藏書》、《焚書》，開歷史之先河，這是整個時代，都在變化的預兆。
彼時一部分士人任然堅持忠孝節義，一部分人則從新思量，君與臣，君與民之間的關係，存在大批覺得朝廷**，君主昏庸，那便隱居於野，不出仕計程車人。
明代傳統的儒家文化，講“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但現在一小部人覺得，朝廷黑暗君主昏庸，那我便辭官歸鄉，選擇不仕，這就與儒家經世治國的思想有些不太一樣了，似乎又追溯到了先秦時代，孟子所言：“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這樣的話，在先秦可以講，但自漢之後，卻就不能隨便亂說了。
從新審視君臣之間的關係，甚至君與國與天下的關係，這是晚明興起的人文主義思潮，也是東方的文藝復興。
士人開始質疑君權，各種思想流派的衝擊，必然使得士紳階層，在思想上十分混亂。
在清軍南下之前，不少人已經感到國有傾覆的危險，時人陸雲龍與有人相談議論時事之際，便曾言：“似乎要敗。”
不少人，已經看到了大勢，但卻並沒做出什麼挽救之舉，在他們看來，或許滿清此來，不過是王朝更替，更似北魏、遼、金，即便佔據中原，依然要行漢法，學漢字，辦科舉，最後徹底漢化。
思想上的變化，衝突，使一部分人不在過分看中忠君之事，所以在弘光朝廷驟然土崩瓦解之時，江南之地並沒太過激烈的抵抗。
一部分文武官員於無奈之中，投靠清廷，以此來企圖保證自己或者家族的既得利益，而另一部分則選擇堅持傳統儒家教導，自裁保持名節。
滿清入侵之時，正是大明士紳思想混亂之時，而混亂就意味著力量分散。
南都失陷後，死了一批士人，官職最高者乃東閣大學士，高弘圖，此後剃髮令出，另一部分則恍然大悟，原來滿清不是北魏孝文，不是遼、金，滿清根本就沒打算融入華夏。
衣冠發服，民族之信仰，一部分覺得大明朝不怎麼好計程車紳，這時也挺身站了出來，不惜以血肉之軀，來護衛漢家衣冠。
江南之人不願剃髮，又死去一大批士紳，其中以嘉定、江陰為最。
江南士紳之中，還有一批已經剃髮降清的存在，他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另有所圖而投降清廷。
起初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以為投降滿清之後，可以獲取榮華富貴，自身的才能依然能夠在新朝廷之中得到施展，但很快他們便逐漸發現，事情與他們所想，簡直南轅北轍。
清朝統治江南之後，江南之地出現了很多以“遺民”自居計程車人，他們之中沒有剃頭的恐怕絕無僅有，但他們的政治傾向，也都是反清復明的。
投降清廷的官員之中，這樣複雜的人，也大有人在，他們很快發現，在大明朝時，他們能提不同意見，能罵皇帝、罵大臣，而到了大清，就只能“主子聖明”，“奴才遵命”，“奴才該死”了。
之前能說的話，不能說了，能寫的字不能寫了，能看的書不能看了，能作的詩不能作了。
一些對清廷抱有幻想的降臣，這才反應過來，滿清原來是要亡我文化，亡我思想，於是呼，立馬又退隱一批。
錢謙益無疑是這一批之中，最為典型的代表，他在北京大半年，回來之後，思想上已經發生轉變。
陳子龍來找他籌措軍餉，這讓他心裡及高興，又有些惶恐，他高興的是，江南的復明勢力願意接受他這個屈膝投降之臣，他惶恐的則是，一旦與清廷作對，他今後就再也不可能安逸的生活。
錢謙益這樣一個身受儒家教育之人，他有他的小心思，但同樣心中也懷有一份家國情懷。
彼時，他在清廷之中不得志，辭官回鄉，又有大批的門生故吏，投身到抗清的事業之中，他心中豈會沒有想法。
錢謙益答應了陳子龍的要求，但兩萬大軍所需要的銀錢，卻不是一個小數目，他一時間也拿不出多少銀子出來。
待送走陳子龍，約定時日和暗語，再派人來取銀之後，錢謙益獨步走上書樓，他為士林領袖，他好古書、書畫，家中現銀不過，他便只能靠這些事物，來換些銀錢了。
以前錢謙益是士林領袖，東林鋸子，但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