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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志》記：“乙酉年即弘光元年，潼關之戰，自成不支，率眾東竄。”
《鄧州志》記：“弘光元年，春二月，清兵入潼關，自成敗奔鄧州，瀰漫千里。”
李自成從陝西撤出後，又被阿濟格在河南鄧州追上，接戰失利，大軍在三月退至湖北襄陽一帶。
這時李自成雖然一敗再敗，但手中卻依然還有十三萬之眾，再加之大順朝原先部署在襄陽、承天、德安、荊州四府的白旺部七萬精銳，合計二十萬眾。
自從一片石之敗後，大順與清庭作戰，一敗再敗，丟掉了北方半壁江山，可謂士氣盡失，不敢再與清兵接戰。
李自成深深明白，柿子要選軟的捏，而龜縮於江南的弘光朝，便理所當然的成了他眼中的軟柿子。
李自成雖有二十萬眾，卻不敢直面清軍兵鋒，遂定下水陸並進，直取南京之策，要與武昌左良玉開戰。
這時襄、荊四府已是大順軍唯一控制的地區，鎮守該地的白旺向李自成柬言，四府經營一年有餘，根基穩固，可以守之，但李自成不聽，任欲抽調全部兵馬，預備東下。
三月初，李自成率領二十萬眾，由襄陽向漢川、沔陽推進，直逼武昌左良玉，但隨著大順軍主力東進，襄、荊四府卻變得空虛。
李自成大兵東進，清兵尾隨而至，湖北重鎮襄陽、德安等地先後落於清軍之手，荊州城亦陷於清兵重圍，大順守將鄭四維見孤城不可守，遂殺大順荊州防禦使孟長庚，開城降清。
四府之地，輕易陷落於清庭之手，且未能起到阻滯清軍追殺的速度，大順軍的後防也應此大開。
至此，李自成從崇禎十五年（1642）以來，建立的各級地方政權全部瓦解，大順軍又回到了原先流動作戰的狀態，其身份也從與大明爭天下的大順官軍，再次淪為流賊。
自從甲申年以來，局勢變化之快，令人吃驚。
先是李自成席捲北方，似有一統天下之勢，接著就是吳三桂降清，滿清八旗入關，而後剛剛建立的大順朝又被打得一敗塗地。
前一個月，李自成還與清兵在潼關殺得難解難分，後一個月陝西已經盡入清庭之手，而現在王彥又聽聞大順軍正沿江東下，他心裡頓時一陣緊張。
禍不單行，大明朝是屋漏偏遭連夜雨，江北之事還沒解決，大順又攻打過來，真是雪上加霜。
“寧南侯左公麾下擁兵八十萬，號稱百萬。”陳子龍微微皺眉道：“李闖數戰清軍皆敗，士氣定然低落，左公麾下耗餉百萬，應當能敵之。”
左良玉與大順軍交手多次，雖說敗多勝少，但這次面對的畢竟是李闖敗軍，因此眾人對他還有些信心。
“大樽兄所言在理。”左懋第見王彥滿臉憂色，點點頭安慰道：“士衡也不必太過憂心，可先言心中之事。”
王彥擔心的並非李自成的大軍，而是緊隨順軍追殺而來的清軍，不過他擔心也沒用，他麾下不過兩千人馬，根本不可能影響湖廣的時局。
這時王彥只能將此事先放一邊，先說江北之事，“滿清豫親王多鐸兵進河南，招降李闖麾下平南伯劉忠，得兵數萬，已經兵壓徐、泗一線，然史閣部督師江北，卻無應對之策，晚生心中焦急，應此想請左大人聯絡朝臣，上奏陛下，整頓江北防務，早下開戰之心。”
聽了王彥之言，左懋第不禁一陣無奈，“唉～士衡有所不知，自吾回朝以來，一日一本，皆言整兵抗清之策，卻至今未得重視。”
弘光帝朱由崧乃是老福王朱常洵之子，當年國本之爭，東林黨以“立長不立賢”，維護太祖法令之名，與神宗皇帝爭鬥十餘年，終於逼得神宗皇帝將心愛的老福王放到洛陽就藩，而立他不喜歡的長子朱常洛為太子。
東林黨將老福王逼到洛陽，最後還被李自成所殺，與鹿肉同烹之，曰為福祿羹，與人分而食之。
洛陽被李闖攻破後，小福王朱由崧與嫡母鄒氏趁亂逃出，流落於外，生活無著，到處乞憐。
先帝殉國後，按照血源輪序，理當立小福王朱由崧為帝，然而東林之人卻擔心朱由崧登基後，清算東林黨人在神宗朝時，逼他父王朱常洵就藩洛陽之事。
東林黨人擔心福藩登基，有損他們的利益，盡然不顧他們在神宗朝堅持的“立長不立賢”，改為“立賢不立長”，欲用潞藩阻擋福王上位。
這時身為江南最高長官的史可法，本應當機立斷，按照國****序擁朱由崧為帝，但他卻優柔寡斷，在福、潞二藩之間猶豫不決。
在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