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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發展到宋之後，理學開始盛行，等到明朝時推行八股文，禁錮了人們的思想，讀書人成了死記硬背的書呆子，而士大夫階層也多成了道貌岸然的理學衛士，使的整個社會受到壓制。
明代工商業發展之後，興起的新興階層，迫切需要新的思想，來打破理學的禁錮，心學誕生之後，被給予厚望，心學七派之一的泰州李贄，\u000b便扛起對抗理學的大旗，批判重農抑商，讚揚商賈的功績，倡導功利價值，不過這雖然符合明代商業發展的要求，但也使得士紳重利輕義，給社會思想造成混亂，被溫和派批判，覺得他太過激進。
眼下明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財政問題，弘光朝只剩下五百萬兩，現在就更不值一提，這與偏安一隅的南宋歲入一億，平均也有六千萬，簡直無法比較。
任何一個改革，都至少需要一個階層的支援，要麼是百姓支援，要麼是皇帝支援，要麼是士紳支援，王彥要解決財政問題，看準的自然是新興的商人階層，以及與商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絡的大家族，大官紳的支援。
中國在先秦時代，商人的地位，其實並不低，儒家在這個時候，並不壓低商人的地位，孔子有“因材施教，有教無類”的主張，七十二賢之中的子貢，就是善於經商之人。
商人地位真正被壓到最低，是在理學盛行之後，“存天理，滅人慾。”，在理學家看來追逐財富的商人，顯然是人慾表現，所以商人被壓制。
王彥不是書呆子，他要復興古儒，並不是要全盤照搬春秋儒家的思想，任何時代都有其特殊性，他要做的是從古儒的思想中提取有利於他對抗理學的部分，打破理學的精神禁錮，以推商業的發展，改革明朝的財政。
西方人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典籍之中，尋找到了人文主義的光輝，衝破了宗教的精神禁錮，掀起了偉大的文藝復興。
春秋作為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輝煌的年代，自然有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去復興。
王氏家族的子弟，基本都是心學門人，心學從誕生起，就肩負著與理學分庭抗禮的重任，王介之自然不會拒絕。
王彥見他點點頭，於是高興道：“既然兄長應下，那彥會推薦兄長擔任司業之職。”
明朝二百七十多年來，開科八十九次，共錄取進士兩萬四千多人，平均每科二百七十人以上，也就是說，近三十年內，只有不到三十千人的進士。
考慮到中進士的年紀，以及古人的壽命，近三十年來，能夠補充進入官場的人，並且活到現在的人，肯定還要少於三千。
國子監司業，是正六品的官職，如果在以前，王介之以舉人功名，自然不能勝任，但現在朝廷的官員損失慘重的情況下，舉人也成為了朝廷倚重的人才。
近三十年來，朝廷只錄取三千人不到的進士，但甲申國變，南京失陷，杭州失陷，福州失陷，每一次損失的官員，都是以百來計。
現在朝廷遷入廣州，之所以立馬開恩科，也是因為官員的儲備基本耗盡了，國家已經開始缺少大量的人才，必須馬上補充，才能使中央正常運轉。
王彥正是看到這一點，才急於掌控國子監。
這時他又看向王夫之道：“兄長之前在湖廣以及贛南的功績，我和萬督師都有奏本上去，左閣老與我商議之後，吏部給出了兩個官職，一個是國子監忌酒，一個是市舶司提舉。我的意思是選國子監忌酒，但具體做什麼選擇，還是要看兄長的意思。”
國子監祭酒是從四品，官職雖然高，但是個清閒之職，不過卻有利於培植黨羽，而市舶司提舉雖然是從五品，但權力極大，掌控朝廷財政的命脈。
王夫之明白王彥的意思，他知道王彥想讓他出任國子監祭酒，這樣他與王介之配合，國子監等於就是王氏的天下，培養出來的太學弟子，就都是受到王彥思想影響的王門之人。
如此將人脈建立起來，近期可能不會有什麼效果，但十年二十年之後，當王彥穩定時局，進行全面革新之時，那就是一股決定性的力量。
王夫之明白王彥的意思，但他卻有他自己的想法。
古代官場上有規定，被下放到地方做官的官員，第一不能在自己的家鄉坐官，第二父子、兄弟同為地方官時，須要隔開三百里。
現代人總是小看古人的智慧，但古人在制衡之道上，其實一點不輸於現代，這些好的東西學起來，也不會出現一些老子局長，老婆副局長，兒子科員的亂像。
這時王夫之微微一笑，說道：“我知道士衡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