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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過得很快，漸漸的九月一晃而過，進入十月，從九月中旬的省府鄉試之後，廣州城內科舉的氣氛沒有降下去，反而更加濃厚起來。
隆武二年，依然是風起雲湧，不斷變化的一年，朝廷遷往廣州之後，因為閩中之變，造成南明內部的巨大震盪，逐漸穩定下來。
隆武帝有南陽舊人何騰蛟，江西萬元吉，以及王彥，三大督撫的支援，實力遠強於魯、桂二藩。
雖說前往肇慶的使者傳回訊息，桂王果然沒有退位桂藩，並且從新遷入桂林，但無論桂藩還是魯藩，都表示會派遣使者，來廣州商議南明今後的時局發展，以及決定皇帝與兩位監國之間的關係。
王彥在這一個月的時間之類，依然每日忙的不可開交，原本許諾許嫣嫣，等父母一到，便與她行禮，結果也因為朝廷之事，始終無法辦理。
此時在行宮之中，隆武皇帝與王彥等大臣，依然再進行激烈的商議，而問題的根本，還是老問題，朝廷沒錢。
南明現在的禍根，是從太祖時就埋了下來，太祖出身寒門，在農民起義中起家，最後做了皇帝，開創了大明基業，太祖的出身背景和經歷，決定了他的治國方略。
大明在農商之間的態度，以及萬曆以來皇帝廷杖朝臣越發厲害，使得文官與皇帝離心離德，間接又造成了士紳對於朝廷的漠不關心，也就決定了現在朝廷財政的窘迫。
在明代商人地位很低，商賈雖然有錢，但沒有勢力，所以想方設法與能夠掌握輿論與未來朝政的讀書人緊密結合在一起。
一些商人透過與讀書人聯姻，資助讀書人，投入巨大的投資培養舉人進士，賄賂官僚，或者官僚乾脆自己尋找代理人從事收益巨大的工商業，使得萬曆以來，官商勾結已成常態。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大明的俸祿，少得可憐，基本無法滿足官員的開銷，大商賈為了在朝廷獲得代言人，官僚階層為了能夠獲得利益，很快打成了一片。
在大明內部，東林黨與江南大商賈結合，形成一大勢力，浙黨與走私海商結合，又是一大勢力。
此兩股勢力的形成，一個為江南士紳說好話，反對徵收商稅，一個為走私集團說話，反對開海。
至於晉商，也想在朝中尋找代言人，但山西一地，文化遠遠比上人文薈萃的江南，能夠中進士入朝做官的人實在少的可憐，自然無法在朝中形成代言人，因而他們在明末直接走私出口，暗通蒙古滿洲，背叛大明，支援外族入主中原。
崇禎末年，大明曆經兩百七十餘年的發展之後，各種問題已經積重難返，大地主靠捐個功名或者考個功名的方式來避稅，自耕農和小地主則將田地投獻給舉人進士，再加上皇室、勳貴、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奪，能為朝廷提供賦稅的自耕農就越來越少。
這時國家卻因為滿清的軍事壓力，不得不加稅，而在商稅與農稅之間，東林自然為江南說話，朝中西北的官員少，自然爭不過東林，使朝廷無法開源，只能再加徵農稅。
明朝的情況，就成了一邊是交稅的自耕農卻越來越少，另一邊稅賦越來越重，其結果就是僅存的自耕農也因為負擔越來越大，紛紛破產成為流民，從此陷入了惡性迴圈，乃至社會崩壞。
這是王彥從崇禎年間所總結的經驗教訓，他站到大殿中央向皇帝行禮道：“陛下，眼下的情況，在加農稅，無疑重蹈覆轍，臣以為商稅改革勢在必行！”
王彥說完，新入閣的顧元鏡，便反對道：“陛下，大明二百七十年來，商稅歷來如此，祖宗之法，不可改，眼下加收商稅，只能是與民奪利，失去民心。”
王彥入之粵後，顧元鏡被邊'緣化，實權基本落入蘇觀生手中，本來已經失勢，但他在廣州保衛戰時，站在了擁唐派一邊，加之朝廷現象官員奇缺，他因此得以入閣掌權。
顧元鏡在廣東為官多年，與廣南商賈士紳有密切的聯絡，自然反對加稅之舉。
這近一個月來，王彥已經摸清了廣州成內商業的情報，聯絡了一批商人，使他改革的思路日漸清晰起來。
江南士紳與東林黨的短視，結果使得江南被清兵蹂躪，經濟民生凋敝，少交了十多年的稅，但最後不僅什麼便宜沒站到，反而家產被清兵搶了個精光。
開明的商賈和士紳對此肯定必須反思，從新尋找能夠保護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王彥便準備乘虛而入，他雖然主張加稅，但本質卻是為了商業更為長久良性的發展。
在他的改革之下，開明的商人和士紳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