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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區的做法就是“兩制並存”，即鄉鎮黨委書記直接選舉，正副鄉鎮長間接選舉（鄉鎮黨委向人大主席團依法推薦，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副書記（紀委書記）和委員或者間接選舉（黨員代表大會選舉），或者直接選舉（黨員大會選舉）。他們這樣設計可能有兩種原因，或者是想比較一下兩種選舉辦法的優劣，或者是有些問題解決不了，只能如此。
直接選舉在法理上有問題，在實際中也有麻煩。熟悉的人選熟悉的人，有好處也有弊端。好處就是熟悉情況，弊端則很多，比如抹不開情面、搞宗族關係、拉幫結派、公報私仇，等等。不要過分誇大“熟人選熟人”的意義，也不要過分誇大“民選官”的意義。官選和民選究竟有多大區別？是不是所有的“官”都非得民選不可？對後一個問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實上成都的改革也不是所有的幹部都“民選”，區（市）縣下屬局委辦負責人就是“官選”，只不過參加選擇的人變多了，從常委會變成了全委會。被選擇的人也變多了，由等額變成了差額。這就既合理，又合法，還有效。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
實際上，“官選官”未必就不好，“民選官”也未必就好。應該承認，目前基層黨員尤其是農村黨員的素質還有待提高，他們未必就比區（市）縣黨委和組織部看得準，也未必就比“參加公開推薦大會的人”（我主張簡稱為“公推人”，或命名為“推委會委員”，簡稱“推委”）看得準。但是有選舉權的是他們。這就完全有“選人不準”、“用人不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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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與憂慮（3）
所以，問題並不完全在於“誰選誰”，更在於“怎麼選”。成都市在進行這項改革時顯然考慮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為鄉鎮黨委書記和領導班子的產生設計了一整套程式，其中環節環環相扣，步步為營，可謂千方百計，慎之又慎。然而智者千慮，難免一失。比方說，《試行辦法》規定，參選者報名的方式有三種：個人自薦、聯名推薦和組織推薦。這在法理上沒有問題，現實中也有意義，那就是如果個人自薦和聯名推薦的人選不當或不理想，還可以透過組織推薦的辦法來彌補。但這樣一來就又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那就是上級黨委和組織部必須把握好分寸。如果把握不當，就會挫傷基層黨員和群眾參與民主建設的積極性，甚至導致改革試驗實質性流產。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這就兩難。
其實任何方案都是雙刃劍，有其利必有其弊。比如新任鄉鎮黨委書記當選後，如果適逢鄉鎮黨委或政府換屆，就可以提出副書記（紀委書記）、委員和正副鄉鎮長的建議名單，由區（市）縣委組織部進行民主推薦和組織考察，然後依法或依照黨章選舉產生。這在民間，被戲稱為“組閣權”，準確的說法是“提名權”、“推薦權”或“建議權”。這樣做的好處，是比較容易保證鄉鎮領導班子的安定團結，保證他們能夠齊心協力帶領群眾謀發展、奔小康；弊端則是有可能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把鄉鎮變成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小獨立王國”。
總之，在成都市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意義最大的是公推###，問題最複雜的也是公推###，不可不小心謹慎。但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前進中的問題，改革中的問題。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因此只能堅持，不能退縮。要知道，有缺陷的前進仍然是前進，再完美的停滯也是倒退。
除了上述疑問外，也還有一些憂慮。比方說，儘管成都市委、市政府一再強調，城鄉一體化要全面推進，但不遍地開花，條件不成熟就先不要動。但會不會有人把它當做另一種“政績工程”，不顧實際，強行推進？在推進的過程中，會不會有人為了所謂的“統一規劃”，或者為了儘快“出成果，見成效”，打著“三個集中”的旗號將原本相對富裕的農民也強行拆遷，或者打著解決農民福利問題的旗號大量借貸中飽私囊？同樣，會不會有人把“規範化服務型政府”也當做另一種“政績工程”，在沒有必要或沒有條件的地方勞民傷財地大蓋“政務中心”或者“服務中心”？還有，由於我們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還處於初級階段，國民素質還有待提高，會不會出現“賄選”或“變相賄選”現象？這都是值得警惕的。這些問題不注意，他們的改革就很難立於不敗之地。那麼，成都會注意到嗎？
我希望聽到肯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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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