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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聽完後說:這個辦法不行,你們要支援“東方紅”,他們是左派,中央*小組支援他們。戚本禹還說:你們是站在支援中央*小組一邊,還是站在另一邊?口氣相當無理。 。 想看書來
《吳德口述》 當政府失去權威的時候(5)
戚本禹又說是否可以這樣,“東方紅”今晚有個大會,你代表市委主持“東方紅”今晚的大會,把那個姓鄒的地質部副部長交給他們批鬥一下就回去,他們只批鬥半個小時。 我說是周總理讓這位副部長和我們一起來的,怎麼好來批鬥呢? 戚本禹說批鬥的時間不會長,不然解決不了。 我叫丁國鈺先回去了。鄭維山看到這個勢頭也藉口走了。我留下參加“東方紅”的大會。他們說你先說幾句,然後批鬥一下地質部副部長,最後由關鋒宣佈中央*小組的意見。當時,朱成昭還不同意由我主持會議。我看見戚本禹與朱成昭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陣,最後,戚本禹對我說,你來主持。 開會後,他們派了兩個人先批判了鄒副部長,然後把他送回去了。以後,關鋒唸了中央*小組起草好的稿子,大意說:“東方紅”是革命造反派,中央*小組支援“東方紅”這一派。關鋒念後,宣佈大會結束。 我回來後,很不是滋味,強打精神向周總理彙報說武鬥已經停下來了。周總理聽後說那好,就沒有再說話。 事實上,北京的武鬥大都是中央*小組操縱的。清華、北大、地質學院、七機部、文化宮、西單商場、棉紡廠、水泥廠的武鬥都很厲害。 當時,我說話沒有人聽,但一有武鬥,謝富治就讓我和黃作珍去制止。 西單商場武鬥,我們正在現場。武鬥起來了,有人用彈弓夾著鋼球打到黃作珍的腰上,黃作珍的腰好幾年都沒有好。一個老工人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到角落裡,保護了我。這次武鬥是由“財貿尖兵”頭頭洪振海現場指揮的,後來把他抓起來了。實際指揮武鬥的人就在市革委會,叫周景方,是學部的人,這些人和戚本禹有關係。百貨大樓的武鬥也是這樣。 民族文化宮發生武鬥,謝富治讓我帶著“五大領袖”去制止。一到民族文化宮,“五大領袖”都溜走了,武鬥實際上是他們操縱的。結果,武鬥沒有被制止,我反而被困在那裡了。我看到武鬥的人員在集合。這時,戚本禹的秘書出現在我身邊,他說他正好經過民族文化宮,就來了。這位秘書是位軍人,很年輕。我對他說我處理不了武鬥,我本人也出不去了。這位秘書說,他幫我出去。他找了兩派的人,說他是戚本禹的秘書,是中央*小組派他來的。他找兩派一談就解決了。 我不由暗歎,我一個北京市委第二書記,說話還不如人家的一個秘書頂用。
《吳德口述》 “一月風暴”以後(1)
“*”愈來愈帶上它的瘋狂性,它要“更加深入”地發展。1967年伊始,黨的主要喉舌《人民日報》發出了“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的號召,要求對黨內的所謂“走資派”展開總攻擊。在上海便發生了“一月風暴”,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從走資派手裡奪回來”。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北京的新市委也被中央*小組所支援的造反派於1月18日奪了權。 前面說過,在這之前,華北局內部造了李雪峰的反,他在北京市派工作組的問題也被揪住不放。毛主席叫李雪峰暫時到天津避一下,在天津指導天津、北京的工作。李雪峰讓我暫時主持北京市的日常工作。我提出幹不了,李雪峰就讓從河南調到華北局工作的劉建勳幫助我,劉建勳實際是常務書記。 造反派奪權後,成立了奪權委員會。對此,中央並沒有正式表態。但我給周總理打電話已不接,或者周總理對這時候的事態一時也無能為力? 我和高揚文、丁國鈺等幾位書記被造反派定為走資派,和市委常委們一起被關押、批鬥了四個多月。造反派開始把我們關在虎坊橋北京市工人俱樂部裡,一天只給吃一頓飯,後來把我們分散到各個工廠。 其間,中央*小組把我要出來,要我與造反派商量共同奪權,組織北京公社,召集各造反派頭頭開會。造反派的頭頭們說我已被奪權,沒有資格談此事,把我轟下臺來。我到人民大會堂找到周總理,周總理帶我到中央*小組那裡和他一起接見學生、工人造反派的頭1967年1月3日,上海《文匯報》造反派開會慶祝奪權成功。這些人問:吳德是個什麼人,有沒有問題?周總理就說:他來北京不久,執行了“資反路線”,執行“資反路線”錯誤也有輕有重嘛!但江青說:吳德這個人不認識,有錯誤可以批判。 這樣,我又回到了被關押的地方。這期間,我們經常被揪鬥,高揚文挨鬥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