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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神州夜話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特殊的年代,也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雖然那時候,貧窮飢餓籠罩整個神州大地,乃至於整個中國,但人們政治生活還是十分活躍的,除了充滿火藥味地史無前例地*不說就連平日的政治生活也充滿了激情,在我的記憶裡,不但有*前的序曲“四清”運動和“社教”運動,更令人難以忘懷的也貫穿六十年代始終的就是訴苦會和憶苦思甜。
現代的中國人,尤其是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知道,中國的六十年代是新中國最困難的時期,除了政策上的失誤外,還夾雜著諸多自然災害因素,人們的生活十分困難,大多數人是吃不飽的,別說普通的老百姓,就連有工資的國家幹部也常是飢腸轆轆,令人感動的是國家主席帶頭吃窩頭省吃儉用,連毛澤東也捨不得吃肉,餓了就拿紅薯充飢。也正是因為這樣,中國餓死了許多人,也沒有人去偷去搶,因為中國人有一個盼頭,那就是等待著好日子的來臨,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代,在這個年代裡,人們雖然過著衣不遮體,飢不果腹的日子,可人們並不失意,並不失望,活躍的政治氣氛讓人們忘記了貧窮飢餓的原因,因此,人們的精神生活還是飽滿的。
那時候,人們參加最多的活動就是訴苦會和憶苦思甜會,正是這種不停的追憶歷史,使人們忘記了當時,並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對舊社會展開無情的批判。
訴苦會是一個群眾會,有的是一個生產隊召開,有的是由生產大隊召開,還有的是幾個村聯合召開的,參加的人員大多是所有的貧下中農,會議的內容是由貧下中農代表發言,回憶舊社會 ,控訴萬惡的舊社會,訴舊社會之苦,大多人講的是地主富農如何欺壓剝削貧下中農,舊社會全國最出名的大地主是劉文彩,南霸天和黃世仁,他們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他們的罪狀是罄竹難書,在全國各地的訴苦會上,人們各自揭露著本村地主的罪惡,有時人們控訴地主的罪狀時聲淚俱下,泣不成聲,有的憤怒之極,破口大罵。有的訴苦會還叫地主參加,叫他們站在舞臺上 ,接受人們的聲討批判,叫他們向貧下中農 低頭認罪,這是階級鬥爭的需要,它是告誡人們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也許是當時為了轉移人們的視線,叫人們把矛盾始終對準已經倒臺的地主階級。在我們村子裡並沒有地主,連個富農也沒有,因為我們的村子很小,建國時只有六十多口人,十幾戶人家,土改時只有兩三戶富裕中農,其餘的都是貧下中農,我們大隊一千多口人,三、四個村子 ,也只有兩戶地主,一個大地主有五百畝地,土改時就跑了,跑回了他們的祖籍地,另一個地主只有百十畝地,因為群眾基礎很好,又沒有罪惡,土改時只是將他的土地和財產分給了窮人並沒有對他進行專政。所以,在訴苦時我們幾乎沒有批判的物件,那時候,我雖然很小,但也有了記憶,記得有一次為了開好批判會,曾從幾十裡外把大地主叫回來,批判了幾場。
在我的記憶中,訴苦會開的也是五花八門,使我記憶最深的還是當時的一首歌曲,歌詞時:天上佈滿星,月牙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伸,記得有一年,北風刺骨涼,地主搶走了我的娘”我是唱著這首歌長大的,也是訴苦的年代成長的,而在我們村的訴苦會上,因為許多貧下中農沒有文化,也記不住年代,他們訴苦時往往把五八年大夥食堂當成訴苦的物件。有的訴舊社會 的苦,有的訴荒年災害的苦,我們村裡有許多在四二年大災荒時逃荒來的婦女,因為她們老家發生了災荒,她們的父母用姑娘換回了一斗二斗糧食,這些中年的婦女就把四二年大災荒當成了控訴的物件,有的人訴大夥食堂五八年的苦,會被主持人勸阻,因為五八年是新社會,不能訴的。因為我們村沒有幾戶地主,控訴的物件也不多,因此,訴苦會也往往開的啼笑皆非,有一個老貧農來了一個實話實說 。他說:“其實,地主也不是全都壞,並不是都向劉文彩那樣萬惡毒霸,無惡不做,有時人家還幫助過不少窮人,沒吃,人家借給,沒錢時人家也借給 ,咱不能彎著舌頭說話,有一回我牽著驢去犁地,東家正在過喪事,他的娘死了,我牽著驢從他門前過 ,忽然驢的韁繩開了 ,就往東家院裡跑,我去追趕,趕到東家院子裡我對驢說,你跑到這裡還想吃東家的供桌嗎,結果,東家給了我一巴掌,罵了我一句,我叫他叔的,罵一聲也應該,我侮辱了人家的父母,捱打是嘴作踐,自找的,怪不得人家。”訴苦的沒講完主持人說行了,別訴了,你是訴苦,還是為地主評功擺好?當時的訴苦會經常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