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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寫出以下這些文字的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她是裕庚王爺的女兒。裕庚出身於滿族正白旗，可謂當時官員中最進步、最開明的一個。他少年從軍，服役期間經歷了太平天國的戰亂，以及清廷和法國之間的臺灣戰爭。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他擔任兵部侍郎，後來又作為駐日公使被派駐日本，1898年卸任，進入了當時中國的外交部——總理衙門。1899年，裕庚開始擔任駐法大使，任期四年。那段時期，整個滿清朝廷都非常保守、反對進步，而裕庚始終堅持不懈地努力推動改革。在中國郵政現代化方面，裕庚出力良多。而在改良財稅體系和軍事現代化等方面，他雖也不斷努力，但卻終因思維過於超前而失敗。裕庚於1905年去世。
裕庚的進步精神也體現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他讓女兒們都接受了西式教育，這在當時的清朝官員中幾乎獨一無二，甚至有人因此指責他“媚外”和“革命”，但是他並沒有退縮。他的孩子們在教會學校裡面接受了早期教育。之後女兒們還進入了法國的修道院修習。本書的作者就是接受了如此的教育之後進入了社會。她一回國便成為了慈禧太后的首席御前女官。正是她在宮廷中供職的經歷，使得她對很多事情有了深入瞭解，有機會對那位統治了中國很長時間的獨特女性進行觀察和評價。而她的記述也給我們認識這位當代最特殊的人物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裕庚在上海病重之時，德齡公主借前往探望父親之機果決地離開了中國宮廷。1907年5月21日，她與美國人撒迪厄斯？懷特結婚。
出於眾多朋友的懇求，她決定將她的經歷轉變成文字。於是，那位中國最著名的女人以及她在宮廷裡面的生活習俗和生活氛圍，透過她同胞的文字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
托馬斯·米勒德
1911年7月24日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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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1）
1903年1月2日，我的父母，也就是裕庚王爺和王妃，攜帶著家人、使館的參贊、隨員、護衛、僕人等等總計55個人，結束了在法國為期4年的大使工作，乘坐“安南號”汽船從巴黎回到上海。抵達上海港時，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這真是糟糕透了。想想看，我們這麼一大群人下船後能找個地方安頓下來已是難如登天，更別說還要照管好數不清的行李了。我們早就發現，旅途之中一旦發生點什麼事情，這些隨員和僕人們一般是指望不上的，因此，料理這一切的責任只能落在母親的肩上，而事實證明，她在統籌處理這些麻煩事方面，也的確是個天才。
船抵達法租界的碼頭時，我們見到了上海道臺（本市最高階的官員）和眾多的地方官員，他們一律都身著朝服來迎接我們。道臺告訴父親，他們已經將“天后宮”灑掃一新，可以作為我們在上海居留期間的住所。但是父親謝絕了這個提議，他說在路過香港時就已經給法租界的僑民飯店發過電報，相信他們會為我們準備一切。1895年，父親出使日本之前，我們曾經在那個天后宮中住過，鑑於從前不愉快的經驗，我們不想再住在那裡。平心而論，那個天后宮剛建成時也算得上是富麗堂皇的一座建築，但畢竟年久失修，如今已經破敗不堪了。按照一般規矩，地方官員有義務向途經本地的上級官員提供食宿，這是一種好心，如果拒絕的話並不妥當，但是我父親卻總有辦法禮貌得體地謝絕地方官員的好意。
我們最終平安抵達了僑民飯店。父親發現，已經有兩封來自宮裡的電報在那等著他。電報命令父親即刻進京。但眼下這個季節，通往天津的河道還處在冰凍期，況且父親已經年邁，身體虛弱，幾乎時刻都需要醫生的監護，不可能經受長時間的舟車勞頓，透過陸路趕赴京城並不可取，而透過海運繞道秦皇島也不可行。因此，父親回了一封電報，說等運河一解凍，我們就會第一時間乘船離滬赴津。
2月22日，我們離開上海，26日抵達天津。就如同我們抵達上海時一樣，天津的道臺以及眾多地方官員也都前來迎接我們。
在當時我們的國家，每一個出使回來的大臣都必須執行這樣一個奇怪的儀式：船隻抵達中國海岸，必須上岸去“請聖安”。這個儀式非常隆重，道臺這樣的低階官員是沒有資格擔任主持的。我們到達天津的時候，當時的直隸總督袁世凱正好也在天津，他派了一個非常幹練的部屬持了衙門的公文來見父親，請父親上岸去請聖安。
一切準備妥當後，父親和袁世凱都穿著整齊的朝服——一件繡龍的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