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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富有階級。也許，鴉片和窮人間最突出的一面是，毒品在界定歐洲的犯罪和不良行為方面仍然未被牽扯其中。出生於阿姆斯特丹的醫師和政治哲學家伯納德？曼德維爾（1670—1732）為此提供了證據。他在倫敦定居，創作了《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1714）。他意識到，維持城市秩序取決於強化社會定義，並非要宗教領袖控制人類的“慾望”，抑制人類“最珍貴的願望”，而是由機智的政治家的熟練的管理”。政治家的技巧在於為人們貼標籤，然後根據他們的標籤來恭維或處罰他們。“勤勞善良的人，盡心盡責地供養家庭、撫育孩子，納稅，方方面面都是社會的有用之人”，屬於“恭維產生驕傲的政治產物”。為了維護社會等級制度，有必要構造亞種，或者用20世紀末的話說，叫下層階級。曼德維爾寫道，政治人士需要給一些社會群體打上以下烙印：卑鄙、下流，總是尋找一時的快樂，完全不能克己，從不考慮他人的利益，除了私利之外沒有更高的目標；例如那些沉溺於奢侈享樂之中的人。”然而，在曼德維爾的那個時代，用鴉片者並沒有被歸到政治人士的“人渣”之列。在曼德維爾看來，鴉片酊像杜松子酒一樣，不屬於社會邪惡，儘管他對毒品持矛盾態度。在《論憂鬱症和歇斯底里症的發作》（Treatise of the Hypochondri－ack and Hysterick Passions，1711）一文中，曼德維爾指出，人們並未完全瞭解毒品的效用，病人的用藥反應各種各樣；並且它非常誘人，許多醫生寧願低估隨之而來的危險。
第二章 啟蒙運動時期的鴉片（7）
如果在歐洲鴉片亞文化是無形的甚至是不存在的，那麼18世紀來自中東的旅行者的故事，一成不變地講述著鴉片亞文化。這些故事不斷在文化上影響著歐洲人對鴉片的認識。關於文化優越性的假設，並非是武斷的。法國哲學家夏爾？路易？孟德斯鳩男爵（1689—1755）沒有膚淺地展示歐洲優越性。他虛構的兩個遊覽巴黎和威尼斯的出身名門的波斯人的信札1721年在荷蘭首發。在這些波斯人的信件裡，孟德斯鳩虛構的來自中東的遊人之一把酒與鴉片做比較。那波斯人認為，酒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最可怕的禮物”。“如果有任何東西可以給我們君主們的生活和名聲抹黑，那就是他們的飲酒過度，而飲酒過度是他們不公正和殘暴的致命源泉。”鴉片似乎更可取。孟德斯鳩稱讚“東方人”不懈地”尋求“解決煩惱的辦法，就像尋找那些治療最危險疾病的方法一樣”。絕對禁酒產生反作用：人的大腦自身是個矛盾體：放蕩和放肆的，我們猛烈地反抗規則；而法律，旨在使我們更公正，卻常常只是使我們更有罪。”
在黎凡特公司成立以後的10年，旅行者傳說四處傳播，使讀者們熟悉了用鴉片消遣的現象。但是，18世紀的英國人對奧特曼帝國的報道，與17世紀初的旅行者相比，明顯地不容忍自殺性使用鴉片。詹姆斯？波特爵士（死於1786），做了15年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認為土耳其人有一種天生的墮落，這種墮落在20世紀末被行話稱為上癮性格。儘管禁酒，飲酒的惡習在土耳其人中生了根，而且悄然地從低層蔓延到了高層：也許在這種情況下，就像許多其他情況，禁止可以刺激胃口，激發慾望”。波特注意到，從宗教顧忌或怕發現的角度，那些行為不端的人“經常把酒換成鴉片，鴉片同樣致醉，或許有更大的惡果，無論對身體還是精神。”他認為，他的厭惡在君士坦丁堡很普遍，那兒將用鴉片視為“可鄙的行為”。
波特的同時代人亞歷山大？羅素（死於1768）是阿勒頗英國工廠的醫生。根據他的經歷，歐洲人對###人用毒品消遣感興趣，被誇大了的程度。他敘述說：我從未能發現服鴉片的習慣在土耳其像歐洲普遍認為的那樣普遍。的確，在君士坦丁堡比在阿勒頗更流行。在君士坦丁堡，幸虧食鴉片幾乎同喝酒一樣被視為醜事，沒有什麼人公開做，除非是不顧自己名聲的人。”詹姆斯？達列維在君士坦丁堡任英國使館的神父兼醫生。1798年他同樣說，用這種有害毒品致醉的盛行程度肯定小於人們告訴我們的”。羅素形容阿勒頗用鴉片消遣者是傻瓜，他們的不良行為預示著社會限制和等級制度的崩潰，而社會限制和等級制度被視為是和平與繁榮所必需的。他說：那些貴族們有時用下等人取樂，而這些下等人碰巧是無節制的鴉片癮君子。”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一個喝醉的僕人，被騙得認為他自己是一個有特權和財富的人。
他待在煙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