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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景佑四年八月，這場耗時接近半年的貪腐大案，總算是落下帷幕。 八月底，涉案的官員、商人，被殺了八十多人，有五百多人被判流放，還有一千多罪責較輕的相關人員被問責，處以其它如坐牢、笞打、杖臀、罷職等刑罰。 同年九月，大理寺、御史臺以及審刑院把當時涉案，事後調到外地的其餘犯官，包括原淮南路轉運使、發運使、判官等等一眾官員捉拿歸案。 按照以往經歷，只是罷黜他們的官職，甚至都沒有流放。 但政制院很快下達了指導意見，讓三司判處主要涉案官員死刑，其餘從犯才能夠從輕處理。 大理寺卿錢正威、審刑院同知張揆、御史中丞範諷不服，要求政制院給出解釋。 畢竟以前趙駿殺人，一來是他殺的都是品級沒那麼高的官員，二來則是趙禎給了皇城司自行處置的權力。 雖然百官們紛紛上書反對，不斷彈劾，但那次官家的決心很大，他們拿趙駿沒什麼辦法。 可現在趙駿人都不在汴梁了，憑什麼還要求他們按照趙駿的意思來辦事？ 沒想到政制院那邊只給了一個解釋，就是“依法辦事！” 這讓三人一時無言以對。 因為《宋刑統》當中其實也沒有任何一條“刑不上大夫”。 甚至在北宋初年，由於五代十國剛剛平定，必須用重典恢復社會秩序，因此剛剛制定刑法的時候，趙匡胤還是以嚴格為主。 據《宋史》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之內，處死的大小官員約有4000餘人，趙光義也殺了不少。 只不過到了宋仁宗趙禎時期，經過士大夫們的不斷忽悠，總算是把趙禎父子給忽悠瘸了。 所以如果說“依法辦事”的話，他們還真沒什麼理由反駁。 只是寬待士大夫都是潛規則慣例。 原本宋太祖和宋太宗對貪官的嚴厲打擊，甚至還和“十惡不赦”的造反等大罪一起列入了絕不赦免的行列。因而當時的吏治比起五代以來的貪婪成風，肆無忌憚已經大大有所改善。 但是後面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律法的寬鬆，導致貪官汙吏死灰復燃。 比如到了仁宗年間，包拯就曾經感嘆道：“貪黔暴政，十有六七”。雖然朝廷有包拯這樣的能吏，可也是杯水車薪。 等到了北宋中期的哲宗年間，一年審判下來的死刑官員約有260餘起，但是其中僅僅只有25人被處死——“所活垂及九分”，就可以知道對官員的寬鬆程度有多大。 現在三司衙門又想按照以前的慣例，寬鬆對待犯官。只是沒想到政制院這邊態度明確，要恢復到太祖太宗時期，這實在是讓他們難以接受。 所以雖然政制院給了“依法辦事”的政令，可三司衙門這邊還是拖著沒有判決。他們判的結果政制院不籤，政制院給的意見他們不受理，雙方竟然一時就這樣僵持住了。 要是趙駿在的話，估計不會搭理他們，直接讓皇城司的人把那些該死刑的人拉去東城外砍頭就是了。 但呂夷簡那幫人還是得講點官場規矩，沒有這麼蠻橫。 於是乎晏殊出馬，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告訴三司衙門這邊，之所以對那些人死刑，是因為他們貪汙腐敗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大宋可以刑不上大夫，但問題是隻能針對那些犯事不太嚴重的官員可以從輕發落。 比如小小的貪汙一點銀錢，或者動用一些特權，搞點私人經商，打擊競爭對手之類的玩意兒，減免些刑罰也不是不可能。 唯一的條件是不能弄出人命。 正所謂人命大於天，這是自古不變的正義口號！ 如果你害死了幾萬百姓，最後卻寬大處理，那朝廷的威嚴和顏面何在？ 所以為了朝廷的臉面著想，這些人必須死刑。 晏殊這個說法是站得住腳的，但當時三司魔怔了，就是不鬆口。 之後政制院下了絕招。 他們讓一些人放出三司對重大犯官包庇的風聲。 歐陽修知道後，勃然大怒，立即寫了文章在報紙上猛烈抨擊了三司這樣的行為。 雙重輿論引導下，引發了巨大的輿論風暴。 早朝上也進行了議論。 他們針對是所有士大夫都能從輕發落，還是隻有沒弄出嚴重後果計程車大夫可以從輕發落進行了激烈辯論。 最終在歐陽修等人的帶節奏下，得出結論，就是“刑不上大夫”的確是大宋對士大夫的一種優待，但這不能成為士大夫無法無天，可以肆意妄為的理由。 若是士大夫們到處禍害百姓，到處殘殺無辜，那對於朝廷的打擊會非常大，造成的後果肯定也讓朝廷難以承受。 所以“刑不上大夫”，必須是有限的，如果造成了巨大後果，就必須明正典刑。 當時場面上還是頗為壯觀，大部分百官都屬於那種看熱鬧的心態，以歐陽修、蔡襄、餘靖等年輕正義之士，把三司罵了個狗血淋頭。 就連趙禎都下場幫歐陽修他們說話。這章沒有結束，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