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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院中，趙駿把自己主要的改革主張先跟大家溝通一下。 但方案基本都還算是溫和改良，沒有像范仲淹那麼激進，也沒有像王安石那樣，成為偉人評價的脫離實踐的理想主義者。 因為他的方案是經過他接近三年的全國各地下基層調研實踐，確定能夠實行下去之後，才定下的策略。 比如加耗歸公，取消苛捐雜稅，基本上包括那些地主階級都是受益者，自然沒有阻力。 唯一要防備的，就是朝廷已經取消那麼多苛捐雜稅的情況下，還有地方官府巧立名目，以朝廷的名義繼續想辦法撈錢。 這就要看監管力度了。 提高地主階級稅收，大宋的地主階級本來就是要上稅的，沒辦法抗拒朝廷的稅收政策，雖然有阻力，可掀不起什麼浪花。 只不過他們很有可能會把提高稅收的後果轉嫁到佃戶頭上，比如原來收六七成地租，現在提高到八九成。 但那樣的話佃戶階級肯定不幹，以前六七成稅勉強還能活，現在八九成，活都活不下去。 就跟歷史上曹魏屯田制，後期接近崩潰，造反的屯田百姓不計其數，就是因為曹魏把屯田租金從原來的六比四改成了八比二甚至九一比一樣。 一旦地方上出現這樣的情況，巡查御史以及地方官員通報上來，朝廷就可以將責任推到地主頭上，再順勢處理幾個情節比較惡劣的地主，抓一個典型，給百姓一個交代，轉移內部矛盾。 等將來日本白銀大量流入，那這個問題就不算問題了。因為朝廷有了錢，就可以僱傭百姓挖運河、修河渠、大搞基礎建設，開展第一次工業革命。 到時候也許地方上都可能面臨佃戶不足的問題，地主們自然只能降低地租吸引人口來耕作。 總結來說，趙駿的辦法就是暫時緩解日益不滿的底層百姓矛盾，將矛盾先轉嫁到地主頭上。等到百姓們被地主壓迫到要起義的時候，朝廷再出面一邊安撫，一邊殺地主搶田地。 這樣就把百姓和朝廷的矛盾，變成了百姓與地主的矛盾。朝廷也能透過這樣的手段，回收田地，就像趙駿在全國各地乾的事一樣，殺一批行為惡劣，手上沾了人命的地主，收繳他們的農田，將田地變為官田，低價出租給百姓。 經濟上透過大力發展外貿來彌補國內降低農業稅帶來的差價，又透過國營改革，把僵化的榷賣制度活絡起來，加速經濟的流通，從而讓工商業更加發達。 如此一來，經濟會增速，農業變法也會順利許多。 “我以前就說過很多次，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可惜的是地方沒有執行到位。並且他也忽略了地方上這是在搶奪地主的利益，地主和富戶自然要聯合地方執行王安石變法的吏員進行阻撓。” 政制院內，趙駿再次強調道：“但我這套變革的話，雖然進一步壓迫了地主，但卻並沒有和他們爭搶利益。也允許他們繼續放貸，前提條件是不能偷稅漏稅，不能違法亂紀。” “農民要繳納的賦稅變少了，他們的壓力也會減少，那麼在地主那裡借貸的數量也會變少，算是變相地減少了地主透過借貸對百姓進行剝削以及土地兼併。” “但同樣的，雖然對地主和富農增加稅收，可也不能過多，這裡面有個臨界點。如果過於嚴苛，必然會造成大面積地主和富農爆發起義。” “根據我的調研來看，正稅確實很輕，只有5%到10%之間。可大量苛捐雜稅下來，能達到百姓全年收入的4到5成。這可是在農業社會，一年收成都不一定養家餬口，卻還要抽走那麼高的稅額，顯然會激發社會矛盾。” “所以我認為把全國每戶少於二十畝以下的貧農將他們的稅收降低到10%到15%左右是比較合理的，而田地超過五十畝的地主和富戶則必須要維持在20%到50%之間，臨界點大概在50%左右。” “但具體劃分又比較難，因為地方官員不一定和地方地主富戶勾結，但下面的吏員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和地主富戶有極深的牽扯，一旦朝廷出政策，對不同的收入人群進行不同的稅收比例的話，那麼隱戶、隱產的情況，就極容易出現。” “比如一個擁有一萬畝田地的地主，為了降低稅收，肯定會想辦法讓地方吏員篡改他的土地規模，甚至有個別厲害的角色，乾脆讓自己成為一個名下沒有田地的佃戶，拿到那種超低的納稅資格。” 不得不說，趙駿的考慮已經相當周全。完全不像王安石那樣，沒有考慮到地方官吏與地主勾結，狼狽為奸，把一個好政策變成壞政策的現象。 基本上趙駿所有的策略，都已經想到了最壞的結果，並且也調整出了應對方式。 眾人聽著他的分析，一時間竟然覺得面面俱到，呂夷簡忍不住問道：“既然你已經想到了可能會出現的問題，那有沒有什麼解決方式呢？” “第一是監管力度！第二是懲罰力度，懲罰力度就不用多說，一旦發現的話，就要從重處置，沒收全部隱瞞的土地財產，以儆效尤。”小主，這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