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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六年二月四日，蘇州吳縣龔家莊園當中，龔旭、潘識、王瑋、張若海四人齊聚。 這次除了四大家族以外，又增加了十多家的家主。 他們都是蘇州本地的大家族，擁有的田畝土地幾乎每家都超過三萬畝以上。 封建社會的鄉賢就是地主，他們掌握著主要財富。 區別於資本主義的財富，地主階級的財富概念就是土地以及當官，所以他們講究耕讀傳家。 種地賺錢，有錢讀書，讀書當官，做官貪錢，貪錢買地，買地種糧。 如此形成了一個無盡的迴圈，從而掌握的土地越多，擁有的社會財富以及“錢”就越多。 後世“錢”是一個一般等價物，是一個交換品。但在古代社會，錢不僅是交換品，它本身也是一種商品。 因為錢是貴金屬的一種，存在它的價值。而封建社會的官僚主義與資本核心玩的其實就是土地，貴金屬與土地越多，錢就越多。 因此本質上來說，封建時期的最大資本家，就是這些地主階級。 但他們的存在又跟資本家不同。 資本雖然蘊育罪惡，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可也會推動社會進步，很多新興技術與產業革命就是由資本家推動和發明。 比如愛迪生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資本家，但這並不妨礙他的發明影響和改變了整個世界。 由此資本家的存在會提高生產力，擴大蛋糕，哪怕大部分蛋糕都被資本家吃了，可總歸還是能留點湯水給下面人喝。 而地主階級就不一樣，土地就這麼多，蛋糕就這麼點大。一旦土地都被地主階級兼併，那麼沒有土地的貧民就成為了造反起義的主力軍，造成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所以歸根到底，資本家可惡歸可惡，卻能讓社會進步。地主就只剩下可惡，哪怕是良心地主，卻也在這個過程當中間接造成了土地兼併，害苦了貧民。 畢竟對於失去土地的貧民來說，不是他們不努力耕作，而是天災人禍，一場大旱，一場洪水，或者官府和地主勾結，都能讓他們一貧如洗。 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就在於此。 趙駿要想改變大宋，就勢必要摧毀地主階級，即便不能像後世那樣把它完全消滅，也必須要讓它元氣大傷，無法再撼動國家根基。 因此從慶曆五年初開始，就已經在推動政策，從顯性和隱性幾個方面，不斷打壓地主，損害他們的利益。 此刻屋內龔旭、潘識、王瑋、張若海四大家族齊聚，其餘蘇州十多家地主也在。 屋裡飄逸著一股淡淡的茶香，卻也滿是沉默。 過了許久張若海才忽然開口道：“去年一年的時間，我田莊的佃戶就走了小半，全被官府徵走修河去了。” 他這話一出來就彷彿開啟了話匣子，其餘人也紛紛訴苦道。 “你這才小半，我田莊原來有六百多戶，現在只剩下不到三百戶了，這還是我降了地租才留下來。” “誰家不是呢？咱們哪家不是有田數百頃，浮客上千人？現在還能剩下多少？” “再這樣下去，咱們的田都快變成荒田，地都變成荒地了。”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著。 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極為無奈的表情。 宋代對於佃戶的保護還是比較到位的，除了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如四川、貴州、廣西、福建一些深山老林以外。 這些地方像以夔州路為中心的川峽諸路，人口稀少，生產落後，不少地方還實行著刀耕火種。 造成客戶在總戶數中所佔比例很高，豪族大姓役使“旁戶”“地客”往往多達幾百戶以至幾千戶。 此些“旁戶”“地客”不但要交納實物地租，而且要提供力役。他們“相承數世”，被“視以奴僕”。 南宋時夔州路的地主不但役使佃客本人，還役使其家屬，甚至干涉其妻女的婚嫁，使得這些佃客實際上處於農奴地位。 但江浙地區就不同了，作為宋代的農業和經濟中心，江浙地區一直被朝廷牢牢控制，官府的掌控力度更大，法律方面自然也更健全和完善。 這裡的佃戶並不依附於地主，不是地主的附屬品，佃戶與地主之間的關係僅僅是簡單的租賃關係。 除此以外，統治階級也承認佃戶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地主並沒有比佃戶擁有多少特權，地主不允許也不可能會干預佃戶自身的行為。 所以在朝廷顯性和隱性兩方面打擊下，江浙地區的地主損失非常大。 顯性方面不用多說，攤丁入畝之下，他們要承擔的稅務比普通農民要高得多。隱性方面則是朝廷把他們的佃戶都搞走了，讓他們無人耕作土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江浙地區的地主可謂是苦不堪言，現在非常難受。 “朝廷這是要把我們逼死才高興啊。” 龔旭嘆息一句說道。 “龔兄，得想個辦法啊，這麼下去也不是個事兒啊。” 眾人一臉無奈。 他們不是沒想過轍，曾經去轉運使衙門口抗議。小主，這個章節後面還有哦，請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面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