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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些1957年的北大學子，似乎要說的話還很多。人們，甚至是歷史學者，在談論與研究1957年的風波時，往往注目於那些右派頭面人物，特別是政治上的風雲人物，這大概也是一種思維的慣性吧。其實如果仔細研究當時的種種右派言論，就不難發現，那些右派政治家所關注的主要是政治權利的分配——這當然也關係著他們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實現，並非完全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義，需要另作討論；但真正體現了這場風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與意義的，恐怕還是被稱為右派學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師、知識分子）的思考。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們的探索的熱情，並非源自利益的驅動，而純是或基本上是出於對真理的追求——前引《廣場》“發刊詞”就是宣稱他們是“為真理”而“毫無顧慮地發言”的。因此，他們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現實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之外，還包含了更為廣泛、更深層次的思想、文化問題——政治學的，經濟學的，法學的，倫理學的，心理學的，哲學的，等等，出現了一批著重於理論探索的長篇論文，以及諸如《自由主義者宣言》、《利己主義者宣言》這樣的有關世界觀與基本立場選擇的宣言書。今天看來，這些討論自然是粗疏的，但確實又是反映了時代思考水平的。——順便說一句，這一時期，專門從事理論研究、創造的那些知識分子，除個別人之外，大都表現出驚人的理論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獨立思考品格的，關注的也限於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而鮮有理論的探討；更不用說為現行權力政治作理論闡釋與辯護的。這就迫使這些尚處於準備階段的青年學生遠非成熟的理論習作，充任這個時代理論水準的代表，這實在是中國思想理論界的悲哀，中國知識分子的失職。——不過，這已是題外話。
我們還是拉回來說。或許是受著五四傳統的影響，這些北京大學的學子們在觀察與思考中國的問題時，除了前所分析的社會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關注這種制度的受動者——中國國民的反應；如前文所引，他們是把“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與“黨團員的盲從成風”看作是互相關聯的“三害”的社會根源的。另一位學生的文章就說得更加尖銳，他指出，“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因為一旦權力的集中者“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書瑤：《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的教訓》）對群眾不覺悟狀態的這種焦慮，顯然是五四“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繼續，這些“廣場”上的北大學生把他們發動的這場思想運動稱之為“啟蒙運動”，大概就已經自覺地意識到他們與五四時期發動新文化運動的前輩們之間的血肉聯絡。可以說，他們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的國民性的弊病；共和國的敏感的年輕人在考察自己時代的國民精神狀態時，同樣面對著人的異化與自我的喪失。他們這樣論述著自己的痛苦的發現：共和國初期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使人們陶醉，由陶醉進而產生迷信，以至形成了對黨，國家，領袖的崇拜與宗教式信仰，製造出了種種神話，彷彿黨，國家，領袖具有天然的、絕對的正確性、真理性，過去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將來也就永遠正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正確的，並且這種正確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壟斷的，只要是不同意見，就一定是錯誤的，是不能允許存在的。而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這種抽象的黨，國家的絕對真理性、正確性，就變成了具體的上級領導，以至個人的絕對正確。在這樣的絕對理念支配下，人們所能做的唯一選擇只能是跟著走就萬事大吉，這種無條件的絕對服從不僅是盲從，更導致了人的工具化與異化——一位青年詩人這樣自責：“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馴服的奴隸”（杜嘉蓁：《組織性與良心》）。而尤其讓這些覺醒了的年輕人感到痛心的是，這樣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一旦成為定勢，就形成了“習慣的機械勢力”：只要不同意領導就是思想有問題，或者可能是反黨，喜歡思考或不按照規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後分子”，“聽說是反動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這樣不自覺地，機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時地傷害著別人與自己”（譚天榮：《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問題，沒把問題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對”（劉奇弟：《論當前的整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