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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專制”的現代化模式裡，是根本拒絕公民（即他所說的“阿斗”）的政治參與的；他也直言不諱：“獨裁政治的要點在於長期專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斗來畫諾投票。”《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530。曾有一位學生在讀了胡適的《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文章後，給《現代評論》寫信，對胡適的觀點作了一個概括：“民族解放的命運應完全取決於政府之手；人民做到民氣的表現，就算盡了天職，其餘都可以不問而惟從事於個人的修養了。”應該說，這一概括是相當準確並且抓住了胡適的要害的；但胡適在寫信回應時，卻有意無意地迴避了。參看劉治熙：《〈愛國運動與求學〉》及胡適“附言”，載《現代評論》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胡適的“附言”收《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題為《劉（漏一“治”字）熙關於〈愛國運動與求學〉的來信附言》。在胡適這樣的有著強烈的精英意識的知識分子眼裡，民眾與民眾運動總是非理性的，他們有著幾乎出於本能的防備與疑懼；在他們看來，民眾運動如果有意義的話，不過是表達一種可供利用的“民氣”，最後還是要靠自己這樣的“負有指導之責者”。而這，其實也正是一切獨裁的統治者的邏輯：國家大事由他們來掌管，老百姓只要做好本職工作，“救出你自己”（這是胡適《愛國與求學》裡的話）就行了。這就暴露了一位研究者所說的自稱五四“科學”與“民主”精神代表的胡適“潛在的反民主的傾向”，構成了他的內在矛盾。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魯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06、249。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20）
而更使胡適陷於尷尬的，是他無法迴避的現實：不管他怎樣鼓吹“好政府主義”，提倡“專家政治”，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他所面對的中國政府，無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還是之後的國民黨政府，都是他自己所說的“領袖的獨裁”、“一黨的專政”政權。《再論建國與專制》，《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375。按胡適的理想，知識分子對政府的責任是“監督，指導與支援”；但獨裁政權是根本不允許“監督”，更談不上“指導”的，於是，就只剩下了“支援”。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胡適在與宋慶齡等在“保障人權”問題上發生爭議時，胡適就提出了這樣的原則：“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為，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民權的保障》，《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295。這樣，國民黨的獨裁政權對反抗力量的“制裁”、鎮壓，在胡適這裡就具有了合法性；胡適也就走向了為一切“事實上的統治政權”辯護的立場。在1920年代，胡適在最初提出“好政府主義”時，還曾堅持“政府壞了，可改一個好政府”這樣的“淺顯的革命原理”，甚至表示：“（政府）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的手段的必要了”；《好政府主義》，《胡適文集》卷11《胡適時論集》，頁718—719。而到了1930年代，他竟轉而為“獨裁政府鎮壓反抗”的合法性辯護，這正是表明了胡適政治上的日趨保守，某種程度上，也是他的“好政府主義”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的另一個不可解的矛盾是，他的“專家政治”、“知識分子參政，並指導國家、政府”的主張，在專制體制下，始終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夢想。在胡適等人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提出了“好政府主義”以後不久，簽名者中的王寵惠、羅文幹、湯爾和等人在吳佩孚的支援下就獲得了一次組閣的機會，胡適們也確實興奮了一陣子，組織了不定期的茶話會，經常在一起議論政治。但很快王寵惠內閣就因一事無成而倒臺，羅文幹本人還被誣陷而入獄。據胡適說，湯爾和在王內閣下臺以後，曾對他說：“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大家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的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這一週·63解嘲》，《胡適文集》卷3《胡適文存》2集，頁465。不僅是政治（政治家）與學術（學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思維與行為邏輯，更重要的是，大權掌握在軍閥手裡，這些被視為“好人”的學者參政，事實上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卻會有被利用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