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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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仔細思索與回味，卻不能不承認，它是擊中了要害的。

（五）

我們已經說到了在“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什麼”這一問題上的分歧。我們不妨再從五四以後胡適與魯迅對青年的幾次演講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傾向的比較中，對這一問題作更深入的展開和討論。

先說胡適。五四之後他連續對北大學生作了幾次演講。——作為今天北大的學生，重聽幾十年前北大講臺上的聲音，這大概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1920年北京大學開學典禮上，胡適明確地提出，北大要真正成為“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必須“從現在這種淺薄的‘傳播’事業，回到一種‘提高’的研究工夫”。他說——

若有人罵北大不活動，不要管他；若有人罵北大不熱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說北大的程度不高，學生的學問不好，學風不好，那才是真正的恥辱！我希望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來做那淺薄的“普及”運動，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齊用全力向“提高”這方面做工夫。要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普及和提高》，《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436、437。

1921年北大的開學典禮上，胡適又有一個講話，談到“年來因有種種的風潮，學校的生命幾致不能維持，故考試不嚴，紀律也很難照顧得周到”，因此強調要“嚴格考試”和加強紀律。接著又針對“外界人說我們是學閥”，講了這樣一番話——

我想要做學閥，必須造成像軍閥、財閥一樣的可怕的有用的勢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發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一方面要做蔡校長所說的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造成有實力的為中國造歷史，為文化開新紀元的學閥，這才是我們理想的目的。《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438、439。。　最好的txt下載網

北京大學教授的不同選擇（14）

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大會上，胡適再次表示“最感慚愧的是（北大）在學術上太缺乏真實的貢獻”。他引用龔定盦“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詩句，強調“國立大學不但要開風氣，也是應該立志做大眾師表的。近數年來，北大在‘開風氣’這方面總算已經有了成績；現在我們的努力應該注重在使北大做到‘又開風氣又為師’的地位”。《在北大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447—448。

不難看出，胡適對北大學生的引導和要求，顯然有兩個重點，一是要以“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精神，“求高等學問”，“創造文化、學術及思想”，同時建立嚴格的制度與紀律：這與我們前面所說的蔡元培的指導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即是要致力於學院化、體制化的建設工作。這樣的追求和努力，就使得胡適成為中國的現代學院派的最主要的代表，其影響自是十分深遠。另一方面，胡適又號召學校裡的師生“要當學閥”，這當然也指他自己。這就是說，胡適提倡學院派的學術，其意並不在純粹的學術，而是要透過學術造成一種“像軍閥、財閥一樣的可怕的有用的勢力”，借學術“實力”來影響社會，“在人民的思想上發生重大的影響”，即所謂“為（天下）師”，進一步利用學術權力來取得政治權力，用後來胡適的一篇演講中的說法，就是“社會送給我們一個領袖的資格，是要我們在生死關頭上，出來說話做事”《學術救國》，《胡適文集》卷12《胡適演講集》，頁454。，“為中國造歷史，為文化開新紀元”。因此，他對北大學生的期待，不是一般的專家，而是有“勢力”的“學閥”，而且有可能還要當“領袖”，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培養“精英”，技術精英與政治精英，而這兩者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我們再來看魯迅。魯迅在五四以後主要有兩次演講，一次是1923年12月2６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娜拉走後怎樣》；一次是1924年1月17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友會講《未有天才之前》。此外，在同時期的雜文中，也有一些有關青年的話。

讀魯迅當年的演講，人們首先注目的是演講者的態度。你看在《娜拉走後怎樣》這篇演講，一開始就說：“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後來，魯迅在給年輕人的信中也說：“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何談給年輕人指路？《北京通訊》，《魯迅全集》卷3，頁54。接著講“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但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