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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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是三一節。這天雖然是國慶日，但是牽涉到該問題的青瓦臺和外交部相關人士大部分正常上下班，緊張討論對策。一方面透過外交渠道向美國做出解釋，一方面尋找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為了尋找平息NMD體系之爭的理論支援，外交部四處奔忙。首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討論該問題，收集意見。

3月2日上午七點三十分，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常任委員會、國家情報院長林東源，統一部長官樸在圭、國防部長官趙成臺、外交部長官李廷彬等政府外交安保小組成員悉數到場，集中探討解決該問題的正確方案。結果，外交部長官李廷彬和青瓦臺高階官員於當天下午分別召見記者，闡明瞭對於NMD的看法。他們沒有明確表明是支援還是反對NMD體系，而是發表政府的立場，“善意地理解美國的立場”。

“美國至今沒有確定對於NMD計劃的具體立場，我們政府更不會採取反對或贊成的態度”，在此前提之下，外交部長官李廷彬說：“美國希望透過同盟國及相關國家的緊密協調，應對（NMD計劃）問題。”青瓦臺高階官員明確說：“關於NMD，我們政府的立場至少不會‘反對’。”

關於政府對NMD計劃的態度，李長官連續發表了三條立場，“全世界安全現狀需要新的接觸”、“至於如何探求和發展新方法，我們相信布什總統的領導力”、“美國政府希望朝著增進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方向，同盟國及其相關國家之間充分協調，共同解決問題”。關於自己的發言被理解為否定NMD體系，李長官表示這只是“個人立場”，事實上就等於收回了自己的發言。

五天之後，NMD體系論爭暫時平靜下來，首爾大學的白珍鉉教授指出，這次事件“既得不到美國的信任，也得不到俄羅斯的信任”。另外，與政府的正式解釋不同的是，人們繼續懷疑韓國政府企圖利用“俄羅斯牌”牽制美國，加速施行對北獨裁政策。當時，正統的外交專家這樣評價韓美關係，“如果政府是在不知道NMD體系問題重要性的情況下籤署韓俄共同宣告，這就是翫忽職守，如果是在對美國毫不瞭解的狀態下出臺這樣的宣告，那就是外交不成熟的表現”。

《月刊朝鮮》的報道和韓昇洙長官的幫助

那麼，潘基文又是為什麼對這次事件負責，最後遭到辭退的呢？

普京總統訪問韓國前兩天，也就是2月24日禮拜六，共同宣告文案才最終定稿。

當年1月，韓國政府開始與俄羅斯政府磋商共同宣告的文案，直到普京總統訪韓前兩天才就共同宣告達成協議。當時，關於這段語句是否寫進共同宣告，外交部內部有關部門曾經展開過激烈的討論，但是並不深刻。歐洲局的俄羅斯負責人對這個句子心存疑惑，多次提出質疑。歐洲局和負責軍縮、不擴散問題的外交政策室經過討論，答應了俄羅斯方面的要求，斷定這個句子沒有問題。

26日，存在問題的宣告提交給潘基文次官和李廷彬長官，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順利透過了。因為當時恰逢週末，A4紙十頁左右的共同宣告沒有認真細緻的檢查，就斷定沒有任何異常事項，這實在是重大的失誤。

通常而言，首腦會談共同宣告的檔案不過一兩頁，然而韓俄共同宣告卻不是這樣。因為還有其他的工作，時任次官的潘基文沒有進行細緻的審閱，就放過去了。

2000年，沖繩G8會議。當時，美國也參加了這次會議，而包含該語句的宣告獲得透過，沒有引起任何爭議，於是外交部斷定這次也不會有問題。2001年3月，金大中總統訪問美國期間表示了對該問題的遺憾，外交部處理錯誤也就明確了。韓美首腦會談結束，金大中總統在回國之後說：“關於這個問題，我都不知道應該如何向美國道歉。”因為沒能防患於未然，潘基文嘆息不已。綜合潘基文周圍人們的話，即使不是他的失誤，這次波折也會成為外交部生活當中絕難忘記的事件。

外交部次官時期經歷最大考驗（4）

2001年3月7日，潘基文召集全體外交部職員舉行了非公開照會，提出了“外交部自省論”。

“韓俄共同宣告中涉及的有關ABM條約的語句雖然通用於國際社會，但是，外交部沒能事先覺察到國際社會的情況變化。這次造成了不好的結果，讓國民蒙受羞辱，我們必須反省。”

潘基文還要求說：“外交部的上下級意見和命令雖然貫徹良好，但是橫向的討論和資訊共享還不夠好。將來，各部門之間必須緊密協調，努力加強與其他部門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