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寓言和預言:失衡的巨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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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各期的消費水平。也就是說，年輕的時候沒有收入或者只有較低收入，人們進行的是寅吃卯糧式的負儲蓄；人到中年，收入豐厚，是儲蓄的黃金期；退休之後，收入下降，則又進入消費增加的負儲蓄期。

現代消費理論揭示了影響儲蓄的兩個關鍵因素是：　長期的收入增長率（而不是當期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結構變動。那麼，中國的儲蓄率為什麼在改革前後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徵又能解釋中國近期的高儲蓄率呢？

中國異常的儲蓄率是兩個幾乎同時發生的關鍵政策急劇轉變的結果。首先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和對外開放的實施。隨著這一發展，收入增長率從大致穩定的3％激增至10％以上的水平。這個不同尋常的高增長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與之伴隨的高儲蓄現象的重要基點。

第二個轉折是人口政策。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嚴格的計劃生育從城市到農村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顯然，按照生命週期理論，人口政策的這個轉變對儲蓄率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其一，15歲以下人口同就業人口的比率從70年代中期的大幅下降到世紀之交的，人口紅利使得進行正儲蓄人群的比重顯著增加，進而提升了儲蓄率。其二，計劃生育使得子女數量銳減，顛覆了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即子女贍養父母。這迫使父母減少對子女的依賴，增加儲蓄以自我養老。

‖中國的高儲蓄率並不另類‖

按照現代理論進行合理的國際比較，我們發現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低儲蓄和近期的高儲蓄都不是獨一無二的。20世紀60年代冰島的儲蓄率大約和中國改革前一樣低，並且直到80年代末冰島都是OECD國家中最低的。冰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4萬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較低的增長率和老齡化時代的來臨使得儲蓄率一直在5％以下。表11居民儲蓄率的國際比較

國家年代儲蓄率（％）經濟增長率（％）未成年人口比重（％）1中國1958—美國1990—中國1990—冰島1960—日本1971—義大利1960—資料來源：　弗蘭科·莫迪利安尼：　《生命週期理論與中國的居民儲蓄》，《比較》第22輯。同時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儲蓄者。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很高，並且人口結構也令人滿意，與此同時，這一時期日本人的儲蓄率水平也與中國不相上下。有人會說，畢竟中國和日本有著相同的東方文化傳統。但是義大利20世紀60年代的高儲蓄率就駁斥了這種簡便的解釋。義大利的儲蓄率甚至比日本還要高，可是義大利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國家，與儒家文化相差甚遠。同樣，我們可以在義大利的高經濟增長率和有利的人口結構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實際上，世界上也不乏儲蓄率高於中國的國家。就整個國民儲蓄率（中國1982—1988年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儲蓄國家（同期為％）。當然我們可以把新加坡作為一個例外，因為新加坡政府實行的是強制公積金政策。該政策要求所有的在業人員必須將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繳入其公積金賬戶，用於養老、醫療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波札那是一個更具比較意義的例子，在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82—1988年間的國民儲蓄率達到％，超過了中國。

總之，我們不能一邊抱著過時的理論，一邊對中國的儲蓄率驚詫不已。中國的情況並不另類，並且，我們不需要藉助文化傳統之類的說辭，來為中國的高儲蓄率作出牽強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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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對中國經濟“成長的煩惱”？（1）

經歷了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急速發展，中國正迎來一個關鍵時期。中國必須要面對一個新的課題：　如何處理增長帶來的問題。顯然，沒有經濟增長的策馬揚鞭，長路急進，就不會有流動性過剩問題、人民幣升值問題、資產價格膨脹問題，也不會有環境問題，這是值得欣慰的一面。因此，完全可以將之稱為“成長的煩惱”。但令人擔憂的另一面是，如果不能成功處理這些“成長的煩惱”，過去的努力和成就或將付之東流。熊彼特曾用“創造性的破壞過程”來定義經濟發展的特徵，但如果中國泛起嚴重的資產價格泡沫，隨之而來的將是更多的破壞和更少的創造。

中石油在內地首次上市的萬丈光芒，極佳地詮釋了中國今年所處的這種微妙境地。在萬眾矚目之下，上市近8年的中石油於2007年11月5日迴歸A股市場，首日暴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