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寓言和預言:失衡的巨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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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港位於浙江省溫州市蒼南縣，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還是一個只有6000多人的5個小漁村，工業近乎空白，90％以上勞動力從事農漁業生產。在短短20年時間內，龍港已發展成人口超過23萬、經濟規模接近100億元的明星城鎮。目前，總面積平方公里的農民城創造了15萬個就業崗位，該鎮從外地僱傭來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將近全鎮從業人員總數的一半，且每年仍有2萬~3萬人湧入龍港打工，是一個有能力將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化的現代城鎮。

更加令人驚歎的是，龍港是一座幾乎全部由農民集資新建的城市。正因如此，它有兩個特別的稱呼：“中國第一農民城”（前浙江省委書記王芳的題詞）和“中國第一座城市”（來自學者秦暉）。1984年龍港建鎮之初，即打出〃鼓勵農民帶資進城開廠辦店〃的口號，打破傳統戶籍制度的壁壘，解除了傳統體制對農民進城的各種束縛。在10餘年時間裡，龍港一方面將耕地承包給種糧大戶進行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從不起眼的小商品起步，放手培育市場。同時，龍港的印刷、紡織等區域特色經濟在推動城市化程序的同時，也提供了大量第二、三產業的就業崗位。2002年以來先後被譽為“中國印刷城”和“中國禮品城”。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中國城鎮化：　南張樓模式，還是龍港模式？（2）

然而，在龍港迅猛發展之後，傳統城市管理體制也隨之被迅速複製，加之人們對行政區劃和財稅體制等方面變革的不確定預期，龍港未來的發展將面臨著“體制之痛”。

‖兩種模式之比較‖

有人認為南張樓模式對於建設一個城鄉協調發展的現代社會具有重要借鑑意義，可能預示著某種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城市化並不等於非農化，安居樂業不必都往城裡擠，農村可以透過城鎮化把農民留在土地上。

應該說上述兩種模式的分歧不在於是否要城鎮化，因為這兩個模式實際上都在進行著城鎮化，而在於城鎮化應該是在農村普遍推行，還是由市場機制自發生成像龍港這樣的城市而實現。德國人在南張樓推行試驗的本意是要讓農民在留住土地的同時，享受一種與城市居民不同形勢但同樣幸福的生活。他們心目中的農村生活，是寧靜溫和、安守鄉土、自給自足的，農村居民只是因為欣賞農村的這種生活方式才樂於選擇鄉村生活。這顯然與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格格不入。實際上，光靠土地是留不住農民的，南張樓建立了100多個工廠，正是這些工廠所提供的工作機會吸引了青年農民，出國打工緻富的人回村後是把錢投進工廠而不是土地上，這些都是德方所不願看到的。另一方面，雖然南張樓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村民大都認為“就是農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們還是願意往城市裡走，城市裡的設施畢竟全。再說，為了孩子也要到城裡去，孩子還是在那裡受的教育好”。村裡掙錢多的，都在城裡買了房子。這表明，城鄉本來就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對城市生活的嚮往是難以拋卻的。

另外，巴伐利亞的漢斯·賽德爾基金注入了大量資金興辦學校、醫院和完善基礎設施，並且派出了100名青年出國學習，村民的觀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變。但是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種外部支援，南張樓的變化決不會如此巨大。而這種支援對別的落後地區則是可遇而不可求。南張樓在廣袤的齊魯大地上猶如沙漠中的一抹綠洲，與其說給人希望，不如說是一個多少有些不和諧的變奏。我相信，南張樓在當地的一支獨秀，必定伴隨著排斥他人遷入本村的政策。

相反，如前所述，龍港完全是市場機制催生出來的結果，這種市場機制在傳統城鄉分割體制鬆動後釋放出了驚人的能量。龍港模式是市場機制突破城鄉分割和傳統城市化模式的先驅，真正反映了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真諦，所以說龍港是一座“真正的城市”。雖然目前這兩個案例的未來都還沒有定論，但我們可以發現兩者所面臨的困難的性質是不同的。南張樓面臨的是人地關係高度緊張的自然約束（所以只有透過發展離土不離鄉的非農工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