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寓言和預言:失衡的巨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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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認為增長的真諦在於實現更多的消費也是無可爭議的。

可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滿足消費的方式是有效的嗎？東亞普遍出現的內需不足是否與其經濟增長的模式本身有關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資並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給，再多的生產能力也只能是變成閒置的機器廠房和不斷堆積的商品。另外，現實中資源環境的瓶頸約束越來越強，投入推動增長的模式提供產品服務的成本從而在不斷上升。而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使得產業結構嚴重雷同，有些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可能永遠都不會得到充分利用。

中國經濟為何失衡？（2）

和許多人一樣，我不認為問題的癥結是需求方面出了問題。按照正常的邏輯，投資是經濟行為中最活躍的變數，投資透過乘數效應決定產出和收入，收入決定儲蓄和消費。因而，消費不足更可能是結果，而非原因。中國長期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這不僅是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就能解決的。同樣，持續的投資膨脹可能真的已經導致增長效率的下降。或者說，從需求的角度，透過高投資形成的供給並不是最有效的，市場還沒有給予充分的認可。

我們知道，同樣是增加產出，可以透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實現，也可以透過投入固定而提高生產效率實現。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模式屬於前者。在這種模式下，經濟增長對高儲蓄和高投資形成強烈的依賴。而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模式，高額儲蓄率在一段時間之後必然會下降。這將對中國經濟可持續性增長構成巨大挑戰。

如果是這樣，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解釋中國持續高投資的形成根源。我想，這其中強勢政府是一個重要因素，這一點可在東亞比較中看出。在東亞，儒家傳統的勤儉通常被當作是高儲蓄的原因，而高儲蓄則形成了高投資。可是，這無疑是在說是人的偏好不同造成了經濟模式的不同。實際上，更為合理的解釋是東亞的政府扮演了推動高投資的重要角色。就拿中國來說，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趕超型戰略是政府集中資源搞建設的合理理由。而在轉軌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則推動了以基礎設施、房地產等領域為主的投資熱情。

總之，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與整個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共同特徵，並從這個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我們就應該承認，把投資體制和增長方式帶來的問題歸咎於有效需求或消費不足無異於捨本逐末。畢竟，即便是在當前，投資方向仍然有相當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國有企業選擇的，而消費卻是私人決定的。經濟學一再告誡我們，應該相信的是私人，而不是政府。

資本形成的重要性，在早期的發展經濟學中得到了特別的強調。早在1954年，諾貝爾·獎得主劉易斯就提出，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是投資的提高。他說：“經濟發展的中心問題，是要理解一個社會由原先儲蓄和投資還不到4％~5％轉變為自願儲蓄達到國民收入12％~15％以上整個過程。”對照現實，這種看法的指導意義似乎已經下降。

潮流早已轉向對效率增進型增長模式的論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轉變增長方式尤其是投資體制是我們日益緊迫的任務，與這個經濟學愛好者討論後讓我更加堅信這一點。這樣看來，這次意外的談論還是富有成效的，雖然我們所做的只是傾聽對方的觀點，而不是一定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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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比現實更重要？

如何看待不平等，是一個跨越時空的問題。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不用多說，孔子的這一“均無貧”觀點已被我們自己的經歷所證偽：　平均主義會造成普遍的懶惰，使整個社會失去進取心，永遠停滯在貧窮的階段。相反，在一定條件下，激勵經濟學家把不平等看作是提升效率的手段，他們傾向於“因患寡，而患均”。

如果拋開公平與效率的維度，在某一個時間節點上，低收入人群對不平等是不是就絕對厭惡了呢？在這個問題上，中美之間最近的情況形成了有趣的對照。

眾所周知，衡量不平等程度的通行指標是以統計學家基尼命名的“基尼係數”，其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被定為。可是這一標準受到來自中國的“挑戰”。有學者指出，應該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各個地區的真實收入差距。他給出的例子是，在北京要賣到150萬元的一套住宅，在西北某個小縣城也許只能賣到10萬元。因而，用“購買力“計算的中國基尼係數，要比用”名義收入“計算的數值小很多，中國的收入差距實際上被誇大了。在他看來，如果只看到這種被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