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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監考了,認為那幫人多舒服啊,居高臨下,走來走去。現在監考別人了,才知道監考比考試還累,走來走去是因為閒得沒事兒幹,又不讓坐著。考試的時候,考生很充實,注意力都在卷子上,而監考,就太空虛了,注意力只能在考生上,可多數考生都低著頭,映入眼簾的只有三種影象:一片黑中有一道豎條白縫,一片黑中有一道橫條白縫,除了一片黑什麼都沒有。第一種是梳分頭的,第二種是有劉海的,第三種是寸頭和不梳頭的。從我所在的考場看,還沒發現低頭的時候是一片白的,因為高中不讓剃光頭,而這個歲數的人也沒到謝頂的時候。
不到兩個小時的時候,有人交卷了。我在前面收,看了幾份卷子。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女生,用四首詩編了一個故事,文筆也好,估計能進複試。很多試卷有個通病:把?詩又3了一遍。這就多餘了,3?不會,老師要看的是你的分析。還有一些卷子,廢話太多,比如:今天我有幸拜讀了詩仙李白的《春思》,這是一首上等的佳作??然後把語文課上背的李白生平洋洋灑灑寫在上面——可今天是寫作考試,不是常識考試。
和答題紙一起交上來的還有草稿紙。我覺得草稿紙更能如實反映一個學生的思路和考試狀態。如果答題紙是外衣,示人,那麼草稿紙就是內衣,保持著身體的真實溫度和氣味。我在很多草稿紙上看到考生寫的提綱,還逐層展開,很像中學時候的課堂筆記。其中一張草稿紙上寫著:
32
× 16
————
192
+ 32
————
512
答題紙是一行32個字的稿紙。題目要求寫兩千字左右。
上午三個小時的監考結束後,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我並不適合做這項工作。我的心態還沒有從被監考扭轉到監考,所以,這三個小時我過得並不舒服。
中午小憩了片刻,一點鐘看了會兒大盤,一點半又去監考導演系的初試。
考場是裝100個考生的階梯教室,這回男生比例顯著上升,且面相偏老,聽說有1975年出生的。
題目是《文藝和社會常識》,100道選擇題,考一個半小時。
要求裡明明寫著單選,還有人問有沒有多選。這人以後拍片子不穿幫才怪。
有一個考生,問我“龔古爾文學獎”的第一個字念什麼,並以自己是臺灣的考生作為我應該告訴他的理由。我心說,臺灣怎麼了,臺灣也不能搞特殊化,便沒告訴他。
因為題目太多,只記住了幾個,現在說兩個。一個是關於《圖雅的婚事》得金熊獎的,一個是推測王朔歲數的。為什麼說這兩個,因為如果看過我最近的幾篇部落格,這兩分就會輕易到手。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多看我的部落格對考試有益。哈哈。
回來後,聽監考表演系的同學說,今天他們考的是朗誦,有個男生惟妙惟肖地模仿了黃健翔:義大利萬歲!
全場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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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過地壇,知道里面有書市,沒忍住,還是進去了。除了見著美女走不動道,我現在比一般的男人還多一毛病,見著書也邁不開腿。
小時候我並不愛看書,覺得彈球、拍洋?兒、任天堂這些東西比拿本書在家看有意思多了。當時我並不是沒有閱讀條件,我老姑就是開書店的,我淨幫她看攤兒了,還老替同學借書看,除非某本書他們看完了說有點兒黃,我才會讓他們·到相應段落認真拜讀。一般情況下我很少主動看書,只在同學與圖書之間起橋樑和紐帶的作用,相當於現在的房屋中介,但不收中介費。看攤兒的大部分時間裡,我沉迷於收錢的那種喜悅中,每賣出一本書,都有莫大的成就感,該感與銷售額成正比,五塊錢能讓我高興半天。那時候《讀者》還叫《讀者文摘》,九毛八一本,《北京晚報》不是五分就是一毛一份,上面幾乎見不到廣告。現在回想起來,我大學應該上?管專業,打小就愛?濟往來。當時老姑肯讓我看攤兒,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假幣還沒有出現,那時候市場倍兒健康,沒有坑蒙拐?,現在老姑的孩子也到了我當時的年齡了,每次交學費,老師都讓在一百塊錢上寫上名字。老姑現在不賣書了,要不然讓她孩子看攤兒的話,肯定得準備個驗鈔機。
可能是因為守著書店,所以我對看書這事兒才不是特著急,覺得反正是自己家的書,早晚都能看。我的同學則不然,他們珍惜每一次看書的機會,頭天借給他們的書,第二天一早就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