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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這裡的事實徹底抹殺，以色列甚至發給他們其他巴勒斯坦城市的身份證。
這也正如唐人所言的“漢兒學得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兒”。其中的世事滄桑、人情變故、國恨家仇，可見一斑。這是歷史的悲劇，又何嘗不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並不是每個猶太人都贊成這種“高築牆”的做法。以色列左翼反對，可以理解，這畢竟是在逼巴勒斯坦走絕路。但許多右翼，尤其是深入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者也反對。他們擔心的是：高牆一旦豎立，固然切斷了巴勒斯坦襲擊的道路，但也掐斷了他們這些定居者同以色列的聯絡，使他們陷入巴勒斯坦人的重重包圍中，形勢更危急。
22。新“柏林牆”下的吶喊和眼淚（4）
對主張建立“大以色列”的極右翼猶太人來說，“築牆”更是在向巴勒斯坦暴力示弱，牆一旦豎立，將會等同於邊界，阻礙以色列獲得更多約旦河西岸的土地。在他們眼裡，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在內的“聖地”，原本就是上帝給予猶太人的“應許之地”，根本不容巴勒斯坦人插手。
他們的激進態度，正好與主張“把猶太人全部趕下地中海”的哈馬斯形成對比。
爭吵由此變得激烈。拉賓正因為觸犯了極右翼的禁忌，最終倒在了一位猶太人的槍下，鮮血染紅了他口袋中“和平終將實現”的演講稿。
歷史似乎有著驚人相似。沙龍這個當年鼓吹“定居者運動”的“定居者之父”，僅僅提出了撤離加沙定居點這個大勢所趨的政策，就被極右翼猶太人稱之為“叛徒”。
在以色列接受“路線圖”之後，近十萬猶太人走上街頭抗議，一位猶太老人淚流滿面，他對我說，沙龍以前是一個勇士，是所有定居者的父親，但現在“父親背叛了自己的子孫，我們該走向何方？”
這就是現實，這就是一些猶太人對於佔領的理解。和平因此成了一個死結。
巴勒斯坦人抱怨：再也看不到日落了
似乎作為一種民族特性，以色列甚少關注到那些因失去土地而痛苦的巴勒斯坦人，儘管這種痛苦舉世公認是猶太人造成的。
巴赫爾·格林斯潘是一位猶太和平人士，她和我一同前往巴勒斯坦村莊。看到巴勒斯坦人由於隔離牆而失去土地的慘狀，這位猶太母親感觸萬千：“現在以色列正走入一個誤區，只顧及自己，只要涉及安全理由，很多事就暢通無阻，但他們絲毫不考慮一下巴勒斯坦人的處境，他們很多人都將因此生活在艱難和悲慘中。”
按照以色列的說法，隔離牆建成後，以色列仍提供三種關口，以方便雙方人員往來，一是配有完善監測儀器的智慧關口，是未來巴以經濟和人員往來的主要通道；二是軍用通道，以色列軍隊可以由此隨時進入定居點或巴控土地；三是供在西岸擁有土地的以色列農民出入的小通道。
但實際上，供巴勒斯坦人出入的關口少之又少。在蓋勒吉利耶，沿高牆才見一個出入口，幾十萬人就靠這個地方進出，這種不方便世人皆知。
“他們說這裡建一個通道，那裡建一個通道，地圖上確實這麼畫著，但事實呢，我們怎麼找不到，我們難道都是瞎子，還是你們記者也是瞎子？”這是巴勒斯坦人的憤怒，讓我們這些記者也頗為吶吶。
沒有出入口，帶來的是各種麻煩。在牆西的巴勒斯坦人，就業、看病一般都在臨近的巴勒斯坦城市，如蓋勒吉利耶、傑寧、圖勒凱爾姆。但現在這些城市因為都被隔離牆隔開，這些巴勒斯坦人自然也就喪失了工作，看病也沒了去處。此外，更別提親人朋友間因一牆相隔而造成的生離死別。
在一些地段，隔離牆還只有鐵絲網。我曾看到一些巴勒斯坦人來到鐵絲網兩邊，隔網相望，可見而不能親近。更主要的，對於臨牆而居的巴勒斯坦人，原本屬於他們的土地，或者被用於建牆，或者因牆被圈走了。巴勒斯坦官員因此指責，以色列修建隔離牆，一則是搞現代“種族隔離”，另一則是明目張膽掠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從長遠來看，牆一旦築立，就自然形成了藩籬，長此以往，兩邊的形態發生極大差別，也很難確定原先“綠線”所在位置。未來巴以談判，自然而然會沿用已有的這道牆，作為巴以國界。
巴勒斯坦前談判代表埃雷卡特說，以色列的這個計劃，實際就是造成吞併巴方領土的既成事實，製造“種族隔離”。
一道水泥牆的延伸，製造了眾多的悲劇。巴爾塔是一個巴勒斯坦小村莊，就因為“隔離牆”，竟然要被一分為二，一半為以色列，一半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