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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實，多次被撕爛又多次癒合。此刻它不斷被撐到極限，讓你感覺它正在炸裂成無數碎片，卻奇蹟般再次達到一個新的極限。小顧的罵街幾乎是歡樂的，臉也是隨時要仰天大笑的樣子，眼睛亮得可怕，卻盯著一個抽象的目標。不久宿舍視窗、門口就黑暗下來，人把正午的光線全擋住了。懂行的明白，小顧的罵街是專業的，那些小巷子市井人家專門出這類專業罵手。專業罵街和業餘罵街不同，並不是非有敵手不可，也不是要在一來一往的舌戰中佔上風，專業的罵街開場不久就把敵手甩了，更不會讓敵手插上嘴，製造舌戰的機會，這種大手筆罵街上來就昇華，成了一種抽象境界。
小顧罵街的成果，是女老師在暑假後調走了。
楊麥開始和小顧冷戰。一個星期下來，小顧還像平素那樣做個嗲臉說：“你一個禮拜都沒理人家了。”
楊麥看都不看她。
過了一個月，小顧不顧秋天又潮又冷，晚上穿著透明短褲在屋裡走來走去。楊麥只當她不存在。小顧走到他寫字檯邊上，手推了推他的肩，他晃了晃，她推得大一些，他晃得更大更無力。小顧伏在他身上，和他一塊晃。晃得要多嗲有多嗲，天下女人，也只有小顧能嗲成這樣。楊麥隨她去擺弄，手還拿著鋼筆。
“你一個月都沒碰過人家了。”小顧蜜一樣淌在他身上。
楊麥這回有反應了，他忽然抽出身，看了她一眼。這一眼讓小顧一向糊里糊塗的腦袋裡出現了一些陌生的大詞： 尊嚴、平等、屈辱，等等。她不知哪一個詞用到楊麥和她此刻狀態最合適，似乎又都不太合適。她原以為這一類大詞只屬於書和話劇，永遠不會和她的生活有關，從楊麥眼裡，她意識到，她的生活也許從來沒離開過這些大詞。
楊麥和小顧的冷戰結束在一九六九年春天的一個清晨。楊麥一早出去解手，小便池站的一排人全躲著他。他心裡已明白了七八分，卻仍想證實一下。他走到凹字樓的走廊上，拉住雕花欄杆向外探身，便看見了大門內的大字報，上面他的名字寫得有斗大，但他卻看不清給他的一長串罪名是什麼。
一回到家他對正在梳頭的小顧說：“小顧，你今天還要上班啊？”
小顧心裡轟地一響，眼睛全花了。但她拼命忍住淚，裝得像昨夜還跟他枕邊話不斷似的，耍著俏嗆他一句：“不上班做什麼？在家裡礙人家的事啊？”
“不要上班了。”
她這才看見他臉色灰冷。她趕緊上去，用自己額貼貼他的額，然後轉身去找阿司匹林。楊麥一生病就會叫小顧請假。楊麥卻叫小顧別忙了，坐下來。他像對一個孩子那樣，拉著小顧的手，告訴她從今天早上起，他就是個壞蛋了，做壞蛋的老婆是很難的，小顧還年輕，一定要努力去學著做。
小顧發現楊麥的手完全死了，又冷又幹，指甲灰白。他竟比她害怕，竟比她受的驚嚇要大，應該是她來保護他的。小顧不在乎地笑笑，說洗臉吧，洗了臉我去買水煎包子給你吃。
兩天後，一群人半夜跑來，打錯好幾家門，說是來逮捕“現行反革命”楊麥的。七八支手電光柱下，楊麥哆嗦得連皮帶都系不上了。小顧替他拴好褲子，在他給押走前，又塞給他一個小包袱，說裡面有兩套單衣，一件毛衣。毛衣是她趕織的。楊麥很吃驚，小顧不露痕跡地把一切準備好了。
楊麥走了半年，小顧沒有打聽到他任何訊息。第二年開春，來了個講侉話的男人，說是楊麥的難友。他帶了一封楊麥寫給小顧的信，告訴她他要做胃潰瘍手術，讓小顧設法弄些奶粉捎給他。
小顧按楊麥難友的指點，把奶粉帶到一個軍代表家裡。小顧從另一包裡，取出兩瓶貢酒。市面上連山芋幹酒都要憑票供應，貢酒幾年前就絕了跡。軍代表卻笑嘻嘻地把酒原路推到桌子對過，說他從不沾酒。小顧說對呀，喝酒的男人我最討厭。她把酒收回來，換成一條紅牡丹香菸。軍代表立刻又笑嘻嘻了，說煙他也是不碰的。小顧說，“哎喲，天下有這麼好的男人啊，你夫人有福死了！”一面說著，煙已變成太妃糖。小顧這回嘴嘟起來了，說：“我們這樣的人，送的糖哪是糖啊，是糖衣炮彈！”軍代表這才臉一紅，說，“那就多謝了。”
小顧看看這位三四十歲的團級幹部還會臉紅，不知怎麼心裡有點柔柔的。她把自己在百貨大樓的電話告訴了軍代表，請他一定把楊麥手術的情況及時告訴她。她這天穿一件棗紅色棉襖罩衫，稍稍收了腰，脖子上套一個黑色羊毛領圈，看上去只有二十歲。軍代表心裡一陣溫情的惋惜，這麼年輕好看，偏偏是反革命家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