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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世界都是紅衛兵，都不知仇恨著什麼，打這個砸那個。那時我不到九歲，實在不明白紅衛兵們哪兒來的那麼深那麼大的恨。但恨總是有道理的，起碼臘姐的恨有道理，只是今天做了作家的我對那恨的道理仍缺乏把握。肯定不是因為我偷了她五塊錢。這是肯定的。
角兒朱依錦
聽人叫穗子，我曉得回頭那年，我兩歲。
把下巴頦壓在桌沿，在無線電裡聽戲，我五歲，然後我就會了“唉”地一聲嘆氣。
一天我從外面跑回家，一根辮子齊根給人剪了。“給誰剪掉了！？”外婆問，我說：“革命小將！”我又說：“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對面樓的和平鴿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鴿
一隻鴿蛋那麼大，要是那和平鴿下蛋的話）跳下來了。”
“你也去看了？難怪人家革命小將捉住你剪你小辮子！”外婆說。她拎著剩下的那根辮子，不知拿它怎麼辦。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見李叔叔給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來了。大家說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營養好，營養好’。大家都說自殺是‘活該’。”我從許許多多的腿看進去，看見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學大家那樣白白眼睛說，“活該！”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裡難過，這樣講個“活該”，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聽，我跟你講的這個故事裡，你再也不會聽見“李叔叔”了。
把門牙屏緊，再拿舌尖去頂，嘴唇一放開，就說出了“自殺”來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講出這兩個字。那年我八歲。
外婆去世我九歲。然後我就變成了一個很不響、很不響的人。有時鄰居跑來偷看我爸，看他怎麼會自己和自己講三小時的話。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講話，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雞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會。鄰居們慢慢就習慣了，不來偷聽爸對著我這樣一團死靜的空氣講話了。
頭次跟韋志遠談話是外婆去世後。他是老門房的兒子。老門房退休了，就從鄉下換來了這個韋志遠。韋志遠跟他爸一點都不像，從不站在院子當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電話！邱振掛號信！”韋志遠總是跑到人家門口，指頭彈彈門，人家門一開他滿臉通紅地說：“電話電話！”
我心裡的秘密是韋志遠的英俊。我絕不跟人家透露這個秘密，絕不讓任何人發現他的好看，讓大家覺得他醜。別人說他又呆又蠢又鬥雞眼，我就哼哼地冷笑。當然“哼哼”是不響的，只在我心裡。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個人看得見韋志遠的模樣。
韋志遠天天坐在他爸那個破板凳上看書。有人走進走出，他眼睛稍微從書上拎起一點，看看那些腳就曉得是誰走過了。有時看見一大串穿假解放軍黃膠鞋的腳“噗嗒噗嗒”地跑來了，只只腳都跑得冒煙，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來，落得很低，眼皮全關閉了。等那些冒黃煙的腳跑遠了，他趕快去看他們那些脊樑，看那些穿假軍裝的脊樑衝進誰家了，拖出誰來了。韋志遠有數： 誰給拖出去就沒回來了。
我走過去走過來，韋志遠也是從我的腳認得我的。他認得我這雙鞋： 底子翹在上面，幫子給踩在下面。有一天韋志遠看到我這雙滾蹄子鞋（外婆的話）站在他眼前，不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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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志遠。”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說：“穗子你爸給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沒拿，給賀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賀
家一瓶。”
“韋志遠你看什麼書？”我問他。
他說：“你媽也不給你做鞋？”他一面看我鞋一面把書的封面亮給我看。書沒封面。他看的書從來沒有封面，封面給剝乾淨了，連書脊背上的字也沒剩半個。書這下就成了沒名沒姓沒戶口的東西。在我們這裡住，連黃狗都有名有姓有戶口；朱阿姨反動，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賊似的，順牆根的黑影子溜，最後還是給人綁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樣遊街出風頭。沒名沒姓沒戶口就什麼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麼辦了。現在我們這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書了，書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資產階級還是封建主義，反黨還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員，就不會給打倒。誰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誰也不想拖我爸去關“牛棚”，大家拖的是寫劇本的邱振。韋志遠去掉所有書的名字，書就不是它們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讀的這些不是書的玩意兒叫什麼玩意兒，該拿他怎麼辦，所以我們大家鬧革命，只有
